导读二:李浩培先生国际私法论著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06-10-21浏览次数:12

从40年代初回国到90年代末,李浩培先生半个多世纪撰写了数十篇国际私法论文,并完成了两本国际私法专著。鉴于写作时间跨度较大,且其间中间国际私法学也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所以导读划分为不同时期来予以介绍,即先生回国到新中国成立(1940年-1949年)、建国后到文革结束(1949年-1976年)和改革开放到九十年代末(1977年-1997年)三个时期。

一、中西象牙塔(1940年-1949年)

晚清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让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认识西方的法律。为了达到“以夷法治夷”的目的,国际公法的输入成为清末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1]揭开了中国输入国际法的序幕,同期多部国际法著作翻译出版。19世纪末第一部国际私法著作《各国交涉便法论》[2]在中国翻译出版,西方国际私法学开始被译介到中国。

20世纪初留日学生翻译大批国际私法译著,国际私法全面输入中国,国际私法学第一次完整地被国人认识并接受,国际私法课程开始进入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并于1918年催生了中国第一部成文国际私法立法­——《法律适用条例》。在学习西方法学的基础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初步开展了国际私法的研究,并出现了一批自己的国际私法著作。这一时期的国际私法大多属于介绍性质,承袭西方理论学说,较少有独立见解,专题研究则几乎没有。[3]

在此背景下,国内的一些国际私法学者逐渐消化吸收国外的国际私法理论,并结合中国的立法及其实践开始思考中国的国际私法问题。特别是一批留学欧美的学者,如阮毅成、卢峻、郭云观、燕树棠、李浩培、韩德培等人,他们留学于国际私法学发达的欧美地区,梳理国外的先进法学理论,介绍国际社会最新立法动态,针砭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及其外交中的相关实践问题,开创了中国国际私法的较早的研究风气,推促了中国国际私法学的初步形成。

正是在这一时期,李浩培先生开始接触中国的国际私法,在其二十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期间,就学习过国际私法这门专业课。[4]而入选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留学资格后,先生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更是专攻国际私法。先生回国后,1939年底至1946年,在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任教,并于1946年赴浙江大学任教,其间主要教授国际私法。同期发表了一批国际私法论文,并出版了其首本国际私法专著。

(一)归国第一文——《怎样研究国际私法》

回国伊始,1941年先生撰写了《怎样研究国际私法》[5]一文,总结了自己研习国际私法的体会,文章是以若干案例引发对于国际私法问题的研讨,并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分析了国际私法的学习方法。[6]

先生在这篇“为有志于研究国际私法的读者而写”的文章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于国际私法的理解。文章涉及“国际私法的性质和范围”、“国际私法的渊源”、“怎样研究国际私法”等内容。

先生提出研究国际私法,应当以研习国际私法的名家著作入手,特别是国际私法研究发达的法国、意大利、德国、英美等国家,并应该在研究国际私法之时要注意国际公法、比较民法和法理学的相关知识,否则就会“目光如豆”。

文中先生反省了当时中国国际私法研究存在的问题。其一,国内国际私法著作较少,且“不能称为发达”。其二,国内大学中国际私法资料遗乏,不利于研究的展开。其三,国际私法的实践现状不容乐观,由于领事裁判权存在,我国法院较少审理涉外案件,也就少用国际私法。法官考试也不考国际私法。在大学里,国际私法虽为必修课,但也不受重视,无法面对未来废除领事裁判权之后的实践需要。

此文实乃一位刚刚归国的学者对国内国际私法学现状的一种忧虑,并且对于加强国际私法教学研究工作的一种殷切的希望。同时在给读者介绍国际私法研究方法之际,该文也反映出先生自身治学国际私法的学术心得。他所提出的,要注重对国际私法立法及理论先进的国家的学习,并综合采用比较法、国际公法、法理法的相关知识来研究国际法,也是日后其在国际私法研究中所身体力行的。

(二)第一本专著——《国际私法总论》

1945年先生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第一本专著——《国际私法总论》,本书是在李老武汉大学的讲义基础上撰写的,是当时我国学者展开国际私法研究的标志性作品,也是我国学者较早的国际私法专论类的作品。该书分为二编十章:第一编为绪论,涉及国际私法的对象及意义、国际私法与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历史;第二编为总论,讲述了系属、属人法、公共秩序、反致、品定[7]、法律规避和外国法的适用。纵观全书,先生参看了多本英文、法文及德文的国际私法重要论著,有的还是新近出版的作品,吸收了并反映出了国际私法的理论晚近的新发展。

该书的特点其一在于全面引证了有代表性的国际私法学说,厘清了国际私法的基本概念。如作者在回顾国际私法的历史时,分为12世纪至14世纪前半期、14世纪的意大利法则区别说、16世纪的法国法则区别说、17世纪荷兰的法则区别说、19世纪的英美属地法学派、19世纪的萨维尼学派、19世纪的孟西尼学派、20世纪的毕炎的学说和20世纪的佛兰根斯坦的学说,探讨了上述学说的影响,并对于国际私法史上的重要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做了评述。而这在之前的国际私法论著中,对学说史部分是较少介绍,且缺乏论证的。

该书另一大特点在于论证落脚到了中国的国际私法,结合了中国当时的《法律适用条例》的相关规定,提出了中国学者自己对于国际私法问题的学术思考。以第六章“公共秩序”为例,先生首先讨论了公共秩序的意义,指出公共秩序在2个前提下产生,即依内国的国际私法应该适应某个外国法,但同时该外国法的适用有碍于内国的特殊重要的集体利益,并假设了一个中国涉外的例子,基于此并探讨任意规则与强行规则、国内公共秩序与国际公共秩序。其次先生结合几个重要国家及我国的立法规定分析了公共秩序性质,指出为限制公共秩序的过分扩张,应将其界定为例外规则。最后,鉴于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制度,而我国法院当时尚无相关的案件出现,先生特地选取了发生于不同民事领域的国外经典适用该制度的若干案例以作说明。

(三)专题研究若干

在这一阶段,先生还针对于具体的国际私法理论问题进行了专题疏理,涉及到了国际私法分论中的若干重要领域,有助于澄清国人对于这些重要的国际私法问题的认识。更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均落脚到中国当时立法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国际私法领域各国新近立法和国际公约的规定进行了研讨。

先生的专题研究,论及到国际私法总论中有反致、公共秩序、十九世纪的国际私法学、当事人本国法主义。[8]涉及国际私法分论有权力能力的准据法、死亡宣告的管辖与法律冲突、物权的准据法、契约成立实质要件及其效力的准据法、关于侵权行为、婚姻成立问题、婚姻的形式成立要件和离婚及别居等。[9]

先生有些文章是基于中国学者对现行立法的不同理论主张展开予以论述,如在对于“权利能力准据法”的探讨中,李老指出,对于当时的《法律适用条例》第5条第1项“人之能力,依其本国法”。这条是仅包括“行为能力”,还是也包括“权利能力”,众说不一。国内学者郭云观等主张不应包括,而唐纪翔却认为应该包括。李老撰此文的一个重要目的,即在于“探讨权利能力,究应以何法为准据法,并解答这两相反的解释,究应以何者为当,如果这两解释均属不当,则提供另一正当的解释。”

先生分析了郭云观及唐纪翔提出其观点背后的理论及实践依据,并指出他们的观点均不完备,欧洲的国际私法学说是将民法上的权利能力分为一般权利能力和特殊权利能力分开来探讨的,而就两种不同的情形而言,在法律适用上是不同的,所以对于《法律适用法》的该条正确的理解应为,除规范当事人行为能力之外,本条立法应该包括当事人的一般权利能力,但是不应包括当事人的特殊权利能力。[10]

在先生对理论上的不同主张进行商榷时,是细心求证,并在尊重学者不同观点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厘清的,体现了大家的胸怀,再比如在《死亡宣告的管辖冲突与法律冲突问题》一文中,对于《法律适用条例》第8条关于死亡宣告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的规定,由于条文用言不明确,学界见解各异,先生专门撰文对此予以厘清。在谈及唐纪翔对此问题的学术观点时,经过细致的比较分析,他认为,“唐纪翔对于该条的解释,在尊重唐氏的学术地位之下,实难赞同”。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1]先生此种良好的学术论辨风格至今仍然值得学习。

(四)小结

如前所述,先生回国到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正处于中国国际私法的逐渐形成的时期,也是先生国际私法研究一个高潮期,正如倪征日奥教授所指出,“李老的早年著作,较多涉及国际私法方面,从理论上的探讨到具体问题的解决等等”[12]

先生在这一阶段恰年富力强,且经由当时中国最好的法科学校之一——东吴法学院奠定法学基础,又在1928-1936年期间从事法律相关实务工作。而赴英三年,更是兢兢业业攻读国际私法等学科。回国来多年又从事国际私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虽然在此期间国家战乱频仍,先生却能够有相对充裕的时间静下心来整理其国际私法之所学,并在消化吸收国外的国际私法前沿理论,结合当时的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和实践的基础上,体现出中国国际私法学者独立研究国际私法的新面貌。他也成为中国国际学人逐步摆脱因袭外国国际私法,开创中国国际私法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先生这一阶段的学术贡献已被历史所承认。其一,他是那一时代最具代表性知识分子刊物《观察》杂志的撰稿人,在《观察》杂志上,其多次撰文针对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实例及其中国的法治问题。[13]后世有学者经研究指出“《观察》撰稿人主要是二十世纪初出生的人,在40年代最为活跃,因为单从年龄上看这个阶段出生的人,在当时都在50岁以下,其中多数人是不满40岁,无论从专业、思想还是勇气和精力上看都是人生的最佳时期。”[14]而且当时的《观察》撰稿人,大部分是当时中国第一流大学的教授。

其二,在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首届评选院士之时,经过严格的筛选[15],全国范围法学界的列入候选人的仅有6位,他们是王世杰、王宠惠、吴经熊、李浩培、郭云观、燕树棠。[16]先生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候选人之一,其入选的理由就是在国内以“研究国际私法著称,且主持法律学系多年”。[17]考虑到当时评选院士及其当选资格看,其间能够列入院士候选人的群体确实是当时中国各门学科的代表人物。

二、不向东风怨未开(1949年-1976年)

1949年新中国建立,在废除旧法的同时,我国以苏联法律和法学为模式,着手创建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和法律科学。195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内增设了外交系,外交系下设国际法教研室,并先后聘请了数名前苏联专家来国内讲授国际私法,培养了一批专门从事国际私法研究和教学的骨干。前苏联专家的讲义、前苏联的法学教材经过翻译、整理、改写为各大学统一使用的法律教科书。在借鉴前苏联国际私法基础上,初步建立了新中国国际私法的教学理论与体系,我国国际私法进入取法苏联的时代。[18]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承受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重压力。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外交步入了低谷,涉外民事交往的空间相当狭小。同时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中国整个法学界受到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国际私法作为适用外国法的一个法律部门更是受到强烈的冲击,刚刚建立起来的国际私法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教学与研究完全陷于停顿,研究人员被迫转业或被下放到农村艰苦的地方。[19]

在解放前已经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在建国初也有了分化,主体部分留在了大陆,少部分到了台湾地区或海外。由于前述历史进程的原因,这些留在大陆的国际法学人大都历经磨难,建国之初,他们投入到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大多还活跃在教学科研岗位。但是随后相继而来的反右和文革则使他们受到冲击,被迫长期离开了其为之耕耘的国际法教学研究的工作。

其中李浩培先生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大学法学院停办,于是赴京,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外事法规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局专门委员,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外交学院国际私法教授,并于1963年起在外交部工作。这一期间,先生虽辗转了几个单位,但所幸的是,未受太大的冲击,而1963年后其到外交部,虽然离开了教学科研机构,却能够一直接触中国外交实践,这为他后期在国际法领域展开相关研究也奠定了基础。

该阶段,先生学术论著相对较少,这也与当时中国的大气候有关,但是在克服各种困难下,他仍笔耕不辍,而且经常是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他的大多数译作正是这一阶段完成的,如苏联的斯.勒.齐夫斯著《美国刑法的反动本质》、奥地利的菲德罗斯著《国际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刑法典》等;同他人合译的著作有: 英国沃尔夫著《国际私法》、《法国民法典》、《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决书》等。同时针对一些新中国重大的涉外事件,如中央及央航飞机在港被扣案、美轮撞沉新安轮等法律问题,在学术期刊及报纸上发表了其学术意见。

从国际私法研究来看,先生这一期间的主要论著有二,其一是翻译沃尔夫著《国际私法》;其二是发表于《政法研究》1962年第4期的论文《对国际私法中属人法学派的批判》。

(一)沃尔夫著《国际私法》

《国际私法》一书是沃尔夫于1945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沃尔夫是前德国柏林大学教授,以精研民法和国际私法闻名于世,在希特勒统治德国时期,他被迫离开德国而到英国,在牛津大学研究英格兰的国际私法,并完成该著作。在1948年该书被前苏联的著名学者隆茨译为俄文出版,他认为“该书是近25年至30年期间国外出版的对国际私法最完全、最有系统的研究著作”[20]

先生早在英国留学时就阅读了沃尔夫的德文著作,并在撰写《国际私法总论》时引证了其德文著作。先生是根据该书英文本1950年第二版并参酌俄文译本译出的,翻译时间为1955年-1959年,系与汤宗舜先生合译。选择此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际私法》作者沃尔夫本人为德国人,又专门为论述英格兰国际私法而写,在写的过程中,在所有问题上均结合了美、德、法等其他国家的法律、判决和学说,用比较法进行了分析,使得该书集英美法和欧洲的德国法、法国法地区的国际私法之长。而概观各国国际私法,英美法地区的国际私法主要是判例法,自成体系。法国虽然尚无国际私法典的编纂,然而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3条关于国际私法的规定,及其法国的国际私法学说和判例发展出来的的习惯法制度,对一批国家国际私法的影响颇大。德国法作为国际私法成文法的典型代表,也深刻影响了日本、泰国、希腊以及葡萄牙的国际私法立法。沃尔夫的《国际私法》可谓比较国际私法的产物。

在中国翻译外国国际私法著作的历史上,该书也占有一席之地。译者留学国际私法最为发达的英国,并且回国展开国际私法教学和研究经年,又经过周鲠生先生的推荐受外交部的委托进行翻译,所甄选的是当时有代表性的新近国际私法论著。先生与当年同样留学英伦的汤宗舜先生[21]分别译一部分,再互相校对,最后由李先生总校对,态度非常认真。这种翻译方式远比早期的国际私法译著进步要许多。

正是由于该书的本身系英文世界国际私法著作的佳品,译者的水平也一流,所以该书成为了中国翻译的国外国际私法著作中引证率最高的几本之一。这本译作的出版却遭遇一波三折的命运,远没有同期倪征日奥先生[22]的译作幸运。该书译出后,即交付法律出版社,却因为因困难时期没有纸张,后来法律出版社也撤销了,当时未能出版,这一拖就到了80年代,却又面临版本已经过时的指责,先生之后为此书的出版作了很大努力,后来经刘慧珊老师等多方奔走,才最终于1988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二) 论文《国际私法中属人法学派的批判》

先生在《国际私法中属人法学派的批判》一文中,澄清了属人法学派的基本理论,他介绍了该学派的创始人曼奇尼(Mancini)[23]的主要学说,及其后来的继承者魏斯的理论,并探讨了他们学说的重要性及其局限性。

意大利国际私法学者曼奇尼(1817~1888),是国际私法中属人法学派的创始人。他解决法律抵触的理论可以归纳为3项原则:(1)国籍原则:依照这个原则,关于人的身分和能力、亲属关系、以及继承关系,应适用当事人的本国法。但是,这个原则只适用于私法:一国的私法应适用于该国的全体人民,不论其在国内还是在国外。(2)属地主权原则:依照这个原则:一国的以公共秩序为目的的法律应适用于居住在该国的全体人民,不论其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在一国的私法中,必然有一部份是该国主权者所认为保护其国家的善良风俗以及良好政治的目的所必要的,所以这种法律应为属地法,应适用于其领土内的一切人,不论这些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而不能以任何外国法排除其适用。(3)个人自由原则:依照这个原则,关于债的关系,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从而应适用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

曼奇尼及其学派,对于各国的国际私法有很大的影响:第一,其国籍原则促使很多国家的国际私法,已经一致以当事人本国法解决人的身份、能力、亲属关系和继承关系问题。第二,公共秩序的概念,在国际私法中的地位从例外上升到了原则。这是因为,属人法学派的出发点是:法律是为本国人而制定的,从而一国的法律在理论上应绝对适用于本国人,不论这些人在本国或在外国,也不论什么关系。

论文厘清了国际私法的重要学派之一的曼奇尼学派,无疑推进了中国国际私法学说史的研究。当然,由于此文写作于特定的历史阶段,不免带有意识形态的痕迹。如在对属人法学派进行理论批判的时候,运用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对法律属人原则进行了批驳,并且指出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资产阶级国际私法中解决契约债务法律冲突的基本原则,这在论证现今看起来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但是我们不能求全责备,当我们考查发表该文的当时著名的法学刊物《政法研究》1961年的总目录,会发现1961年全年发表的33篇文章中,绝大多数都是党的公报、决议、讲话,及其相关政论。[24]真正深入论及法律理论问题的,也是零星一二篇, 先生的文章即为其中之一,而且即使在那个年代,李老的文章仍是“立论有据、言之有物”的。

(三)小结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国际法学经历波折,在建国初年,解放前已经成名的李浩培先生等国际法学者,他们面临“思想改造,学习新法学”的境遇。在我国国际私法全面学习苏联的时代,他们也受到一定影响,先生就专研过苏联的法学,他对于隆茨的理论非常熟悉,并在翻译沃尔夫的《国际私法》时参照了隆茨的俄文译本。他还翻译过俄文的法学论著,如《美国刑法的反动本质 》[25]、《苏联证据法中的实质真实》。同样韩德培先生也从俄文翻译过《苏联的法院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法院》。[26]

而到了文革时期,他们大多被迫离开国际法的学术舞台,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们仍然坚持做了许多翻译工作。在先生翻译《国际私法》的同期,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是李老英国留学时的老朋友王铁崖教授的翻译经历。建国前王铁崖教授在北大任教,在这一阶段,被迫离开教学科研岗位,同样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机会,先后独立或与人合作翻译了《海上国际法》、《国际法原理》、《奥本海国际法》等国外著作,其与陈体强先生等合译奥本海的《国际法》,对中国国际法学者而言是影响力最大的一部国际法译著。[27] 国际法学者端木正教授忆及自己在该时期少有论著,却投身翻译时的总结,反映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心酸的心路历程[28]

就法史学者何勤华的研究,“从 50年代中国国际法研究的总体情况而言,中国学者自己的成果甚少,民国时期已经成名的一些国际法学者,如周鲤生、李浩培、赵理海、王铁崖等,在50-60年代基本上也没有发表有份量的新的成果(当时的国情也不允许他们发表这类成果)。”[29]这一考证反映了这一批国际法学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集体失语”,基本体现当时的国际法学现状,就先生而言,其论著无论是较之与文革结束后的阶段还是解放前,都显得单薄,实乃时局所限。

就个人的成长经历来看,先生正值40到60岁的年龄阶段,应该是一个人学术生命的最为旺盛时期,早年在国内外研习国际私法学,后执教多年且完成了其早年的一批学术论著,如果不是历史原因,他应该会产生更好的学术作品。所以先生在得知“四人帮”被打到之后,从未在文革中游行的他,不顾病愈后腿脚尚不方便,参加了两次庆祝游行。并以70古稀高龄再度焕发青春,投身到国际法学的研究中。[30]

先生在文革期间曾以高蟾的《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古诗以勉励子女,“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31] 参看李浩培先生的年谱,即使在这一阶段最动荡、最困难的时期,他也在尽其可能展开学术研究工作,该诗句也恰是他坚韧不拔的学术精神的自身写照。

三、假我一十载(1977年-1997年)

从1977年起,为了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并且确定为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这便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外交量少、面窄和偏重为政治服务的格局;民间的对外交往也日渐活跃,构成了对外交往的重要一环。

同时中国逐步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得到普遍改善,同世界各国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成倍的增长。随着中英、中葡关系的正常化,“一国两制”构想下,中国顺利地收回了香港和澳门,中国从此出现了日益广泛深入的区际法律交往。

在这一时期,对外开放中发生的种种国际私法问题迫切需要研究解决,中国国际私法学因而重新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在经过长期中断之后,少数一些学者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出于对专业的热爱和对学术事业的忠诚,坚韧地接续起这门学科的薪火,成为学科恢复与重建的先躯。[32]

在这一阶段,从国际私法方面考察,先生首先对于文革后国际私法学的重建做了重要推动,他先后2次在全国法律专业师资进修班讲授国际私法,培养了国际私法的新生教学力量。[33]在80年代初,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分编委委员,国际私法分支主编,邀请卢峻、韩德培、倪征日奥和王名扬四位名家为作者,自己亦亲自撰写了20多个国际私法条目,大百科全书的国际私法部分厘清了国际私法的许多基本概念,成为建国后重要的国际私法参考资料。[34]

先生也重焕学术青春,完成许多重要的国际私法论著,并对于国际私法的对外学术交流,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也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生的研究工作和学术水平还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公认,是中国法学学者中少数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家。以下是其这一阶段重要论著的介绍。

(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正如先生早在回国之初论及如何研究国际私法所指出的,要关注重要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关注国际私法的新发展,李老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这集中表现在对瑞士国际私法的介绍和对于《布鲁塞尔公约》的评价。

1、述评瑞士的国际私法立法

瑞士是一个使用4种语言的中欧国家,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中心,其人口的15%以上为外国人,跨国界的民商事法律关系异常发达,特别需要一套完善、成熟和行之有效的国际私法规则和制度。1891年瑞士《关于定居者和居留者民法关系的联邦法》,主要在于解决州际间的法律抵触,其中只有4项规定涉及在外国的瑞士人,3项规定涉及在瑞士的外国人。虽然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和1911年的《债务法》中也含有几项国际私法规定,但还不够完备。因此,瑞士历经多年制订了瑞士新《国际私法》。1987年的瑞士《国际私法》有200个条文,分为13章,包括共同规定,分则和最后规定,内容包括国际管辖权、法律适用、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国际破产、国际仲裁等,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国际私法制定法中最为详备的一部国际私法法典。

在瑞士国际私法通过不久,先生就于1989年撰写了《瑞士新国际私法》[35]一文,他敏锐地指出,该法的通过值得我国学界关注,应该研究瑞士国际私法法典,以期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及其理论有所启发。该文也是国内关于评述该法的最早的论文之一。论文在简单介绍了瑞士新国际私法的基本概况后,集中介绍了该法的特点是把管辖权、法律抵触、外国判决的承认三个问题集中在一部法律中,并结合条文做了例证分析。在此文之后,先生在1991年又就瑞士国际私法关于国际判决管辖权的规定撰写了专文[36]。该文以瑞士的国际判决管辖权立法为切入点,并论及了两大法系关于国际判决管辖权的理论和实践。

以先生这二篇文章为起点,引发了国内关注瑞士国际私法的研究热潮,后来的许多论著均涉及到该国际私法规定,并且产生了研究瑞士国际私法的理论专著。[37]

2、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多边条约研究

先生对于国际私法立法新趋向的关注还体现于其对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多边条约的研究,如有代表性的是对于1968年《关于民事和商事的裁判管辖权和执行判决的布鲁塞尔公约》(简称《布鲁塞尔公约》)的关注。近年来,从事国际私法的区域性统一工作的主要在西欧,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是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主持下缔结的重要的统一西欧国际私法的条约,并且由于它们于1988年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6个成员国缔结了与《公约》平行的《卢加诺条约》,《公约》的效力范围扩及于更多的欧洲国家。正如李老所说,“无论以学术或实务的观点看,都不能忽视该公约”[38]

就先生的归纳,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的基本原则如下:

(1)《公约》只适用于有关财产事项的国际性民商事件。有关税务、行政、自然人的身分能力、从婚姻关系发生的财产权利、遗产继承、破产等事件都在《公约》适用范围之外。

(2)《公约》是所谓“双重公约”,即不仅规定关于缔约国法院承认和执行他国判决的要件,而且也规定缔约国法院在受理国际性民商事件中应具有的直接国际裁判管辖权的一些根据。

(3)关于直接国际裁判管辖权,《公约》第2条(1)以被告的住所作为主要的和一般的根据。

(4)但是,关于直接国际裁判管辖权,《公约》也规定其他根据:①第5、 6两条规定一些特别的根据;②第8条规定关于保险事件的直接国际裁判管辖权的根据;③第14条规定关于消费者契约事件的直接国际裁判管辖权的根据。④第16条规定专属性的直接国际裁判管辖。⑤第51条规定根据当事人两方共同同意的直接国际裁判管辖权。

(5)为了保护在欧洲共同体国家境内有住所的人,第3条(2)规定各缔约国国内程序法中关于一些过度的国际裁判权的规定对他们不适用,但是对在这些国家境内无住所的人仍然适用。

(6)一个缔约国法院在承认或执行其他缔约国判决中,除少数例外以外,不审查后者的直接国际裁判管辖权。但是,按照第27、 28和34条(2)的规定,如果对原判决的承认与被申请承认或执行国的公共秩序不相容,或者在原审程序中被告未出庭,且未在适当的时间受到诉状的送达以便进行答辩等情况时,被申请承认或执行国的法院仍然可以拒绝予以承认或执行。

除却介绍《布鲁塞尔公约》,先生还对于规范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若干多边条约进行了专题研究。涉及1971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公约》及其《补充议定书》、1968年欧洲国家间的《布鲁塞尔公约》和1988年《卢加诺条约》。[39]

(二)国际私法学说史研究

先生研究国际私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重视国际私法的历史的研究。早在1945年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中,其就以专章的篇幅发掘了国际私法的学说史和立法史,并进一步于1948年撰写了《十九世纪的国际私法学》一文,建国后又先后撰写了《国际私法学说的历史发展》、《合同准据法的历史发展》和《美国的国际私法革命》。

《十九世纪的国际私法学》一文指出,19世纪是传统国际私法的法则区别说不能适应时代需要,而新的国际私法奠基的时代,李老选取了斯托里(Story)[40]、萨维尼(Savigny )、曼奇尼(Mancini)三位大师,论述了他们各自的学说,并评析了其对于近代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国际私法的重大影响,是国内较早地以人物、学派来分析国际私法历史的代表作。

先生对于美国国际私法革命的研究,延续了这一风格。先生在归纳了国际私法的传统理论和方法之后,对于美国国际私法革命进行了细致的介绍。[41]美国国际私法革命指最近50年来美国的一批国际私法学者反对以皮尔为报告员所撰成的美国法学会的美国《法律抵触法第一次重述》的潮流。“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重述》据以解决法律空间抵触的理论和方法,而代以新的理论和方法,其所针对的目标也是传统的理论和方法。这些从事“革命”的美国国际私法学者除了针对其目标作出了一些批判外,还提出了一些新的国际私法学说,对美国的司法实践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先生在为司法部举办的全国法律专业第十期师资进修班讲述《合同准据法的历史发展》[42],则是考虑到在我国坚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今天,涉外合同的作用越来越大,因而对于涉外合同准据法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要,加之合同领域的法律适用理论及原则历经几次变迁,是国际私法具体领域中较为复杂的问题之一。

先生将合同准据法的历史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合同缔约地法作为合同准据法的阶段。这可以说是自从法则区别说产生后,一直在合同法上占统治地位。第二阶段是以合同履行地法作为合同准据法的阶段。来源于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第三阶段是依当事人主观合意来决定合同准据法的阶段。

如果说前述文章是截取国际私法学说历史上重要的历史阶段或涉及的重要法律领域的话,他于1982年在司法部第二期全国法律专业师资进修班授课《国际私法学说的历史发展》,则反映了他对于国际私法学说的全面认识。

先生将国际私法的学说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古代到12世纪、从13世纪到18世纪、19世纪到现代。在第一个阶段,先生结合中国唐律中的规定,探讨了西方早期国际私法学说产生之前的状况。而对于第二阶段,则分别以意大利、法国、荷兰探讨了法则区别说的流变。对于第三阶段,先生将19世纪以后的国际私法,分为普通主义、特殊主义、比较学派和对外政策学派等予以展开。

1、古代到12世纪

西方,如古罗马对外来往不少,但却没有国际私法方面的学者。在中国唐代,由于中外民间贸易频繁,对于法律抵触的解决所创立了原则,即公元651年《永徽律》名例章的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依法律论。”但唐代以后,我国国际私法没有更大的发展。

2、从13世纪到18世纪

13~18世纪,为国际私法的发展奠基的学说。这一阶段法则区别说出现,这一学派以法则、而不是以法律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将法则区别为不同的种类而分别决定其适用的范围。有的将法则两分,即分为关于人的法则和关于物的法则;有的将法则三分,即分为关于人的法则、物的法则和关于人与物的混合法则,从而决定它们的适用范围。这一学说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意大利法则区别说。13世纪中叶以后,为意大利后期注释法学者创始,由后来法国法学者继承和发展。中古时代,罗马法在意大利仍然是普通法。公元11世纪后,意大利北部地区逐渐成为东西方交往的中心,国际商贸的空前繁荣带动了本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催生了威尼斯、米兰、热那亚等诸多大城市,它们后来逐渐发展成独立的城邦国家。这些城邦国家普遍适用罗马法,但各城邦又有自己的特别法——“法则”。人民往来密切,涉外民、商事案件自然时常发生,国际私法问题也随着发生。该学说的最著名的学者是巴托鲁斯(Bartolus)[43]。巴托鲁斯解决上述国际私法问题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从法则的内容出发,解决其空间适用范围问题,因而产生了法则区别说。他认为关于物的法则适用于在制定该法则的城市国家域内的一切不动产,但不适用于域外。关于人的法则适用于制定该法则的城市国家的居民,包括域外居民,而不适用于域内非居民。

法国法则区别说。16世纪,法国产生了两个杰出的法则区别说学者迪穆兰(Dumoulin)和阿让特雷(D’Argentré)[44]。迪穆兰把巴托鲁斯的学说加以发展,是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说的创始者。他把法则分为:①关于程序或行为方式的法则,只能适用场所支配行为的原则,即只能适用行为地的法则。②关于法律关系的实质(或权利的内容)的法则,又应区分为两种:一是不问当事人的意思怎样必须适用的法则,这种法则可以再区分为物的法则和人的法则两个分支;二是以当事人双方意欲使之适用为条件;这种法则与其认为具有法律的性质,不如认为具有默示契约的性质;而且由于解释当事人的意思而适用的这种法则,其效力及于不论存在于何地的物。这就是所谓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阿让特雷提出,主权的界限即管辖的界限,主权只能在境内行使,法则的效力也只能及于境内。他将法则分为三类:人法、物法和混合法。在原则上,法则是属地的。根据这个原则,凡有关土地的事项,即有关不动产或其继承问题,应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关于人的法则可以适用于域外。他的学说的特点在于扩大物法的范围,缩减人法的范围,认为混合法则应当从属于物法。

荷兰法则区别说 。17世纪初,荷兰刚刚独立,同外国的商业关系也日趋发展。在这两个因素影响下,荷兰国际私法学者接受了法国阿让特雷的学说,而予以重要的发展,这一派的代表学者为胡伯(Ulicus Huber)。荷兰法则区别说的要旨是:法律的权力来源于立法者的权力。所以,按照荷兰法则区别说,法则虽然可以分为人法、物法和混合法,其效力都不能及于他国。但是,一国有时事实上适用外国法律,但外国法律的适用不是基于国际义务,而是基于国际礼让,而一国的给予他国以这种礼让是基于自制的原则。荷兰法则区别说形成了英、美国际私法的基石。

法则区别说对于各国国际私法立法产生重大影响,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出现了四部法典:1756年的《巴伐利亚民法典》、1794年的《普普士国家的普通邦法》、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和1811年的《奥地利民法典》。这四部法典都深受法则区别说的影响。

3、19世纪到现代

19世纪斯托里(Story)的关于属地原则的理论,继承了荷兰的法则区别说,构成现代英美法系的国际私法的基石。19世纪以来,法则区别说已经没有什么影响。19世纪以后的国际私法,分为以下学派:普通主义学派、特殊主义学派、比较学派,对外政策学派等。

(1)普遍主义―国际主义学派(universalism-internationalism school)是认为抵触规则应是全世界各国都一致的学说。直至19世纪终了为止,国际私法学者几乎都倡导普遍主义,然而这些学说对于该主义存在的理由和意见并不一致。14世纪的各种法律区别说就是普遍主义的,因为这些学说都主张抵触规则具有普遍的效力。

萨维尼是一个普遍主义的奠基者,他主张寻求国际私法的科学根据,借以使国际私法得到普遍的发展,不受任何特殊法律体系的限制的学派。这个学派认为,科学根据,存在于各主权国家的互赖,在各主权国家之间有互赖存在,因而有国际法共同社会的存在,国家彼此互相适用对方的法律。这就是国际私法所应致力以达到的主要目的。关于解决法律抵触的方法,这个学派摒弃法则区别说所用的旧方法,改从法律关系出发,就每个法律关系,依其本质,确定其所应归属的法律体系。萨维尼的新方法为各国国际私法学者和立法者所采纳。

另一个有影响的是曼奇尼学派,即以意大利国际私法学者曼奇尼为首的关于国际私法基本理论的学派。这个学派首先对于适用外国法的理由进行了探讨,其以国际法共同社会为出发点,认为国际法共同社会是由于人类的需要和各民族间有一般的社会联系而产生。外国法的适用以真正的国际义务为基础,而不是以互惠或互让为基础。所以每一主权者不得在其境内拒绝一切外国法的适用。在此基础上,他解决法律抵触的理论可以归纳为3项原则:(1)国籍原则;(2)属地主权原则;(3)个人自由原则。

(2)特殊主义―国家主义学派(particularism-nationalism school)是一种主张,认为国际私法不是普遍性的,因为每一国家有其国际私法,其内容与其他国家的国际私法并不完全相同。这种主张认为,国际私法的任务在于解决各主权的抵触,然而明确地肯定每个国家都有其自己的解决法律抵触的体系。特殊主义时常导致国家主义,认为国内法是本国民族精神的表现,优越于外国法,从而只能勉强地同意适用外国法的那种主义。但是,国家主义与国际私法所追求的实现私人间的公平以发展国际经济和社会往来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3)比较国际私法学派(comparativ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school)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的一个新的国际私法学派。他们摒弃了普遍主义者所采用的建立先验的国际私法理论体系的方法,也否定了法律抵触即是主权冲突,以及国际私法的任务在于解决主权冲突的观念,而把重点放在就每一类法律关系寻求对当事人最公平最妥当的准据法的问题上。他们从肯定各国有不同的抵触规则同时并存的事实出发,采取比较方法进行研究,以期发现其异同,并予协调,甚至统一。所以该派也可以被称为未来的普遍主义学派。特别是在制订统一的国际私法条约,如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一些条约中,该派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此外,该派学者还致力于实体法的比较研究,以协调法院地法(即内国法)与外国法的适用。

(4)经验主义一实用主义学派 (empiricism-pragmatism school)是 20世纪初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国际私法学派。这一学派认为应当在没有指导性的观念和原则的情况下,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或者从纯粹“唯实主义”的立场,根据经验来建立抵触法体系。

(5)对外政策学派(foreign policy school)是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建立起来的国际私法学派。这个学派学说的出发点是国家的对外政策,认为一个国家的国际私法规则的内容取决于该国对外政策的任务。这个学派对于国际关系的看法是:国家之间既有斗争,也有合作;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是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私法反映并且应当反映上述两个基本原则。

先生关于国际私法学说历史的前述论证脉络,参照了国外国际私法领域关于学说史部分的新近研究成果,科学地对国际私法学说史进行了分期,基本上,后来国内关于学说史的研究大多是沿着先生这一思路予以展开。

(三)为立法建言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工作提到国家立法工作日程上来。在近二十多年中,中国陆续颁布了许多民商事法律,它们大都含有国际私法规定。在中国现有法律体系中,一个初具规模的中国国际私法分支体系已初步形成。在立法方面,《民法通则》第8章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制定国际私法的冲突规范,开创了我国在民商事法律中专章规定法律适用问题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该部分的立法经历曲折,开始在民法通则起草中并未列入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部分,经过争取才被列入。1985年在进行民法的起草工作过程中,参与起草工作的一些国际私法专家和学者提出了一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规范的立法草案。这年8月,国际私法学界在贵阳召开首次全国国际私法研讨会,会议上与会国际私法专家对立法草案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有关的补充和修改意见。同年11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民法通则草案研讨会上,与会者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

在整个起草期间,立法草案经过了多次重大的修改,1985年6月提出的草案是28条共42款,11月改成21条33款,1986年4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时改为14条25款,而到1986年4月12日最后通过的《民法通则》定为9条13款。[45]立法草案条款和内容不断简化,其主要原因是很多人认为,当时制定有些条款的条件还不成熟。虽然我们今天对于该部分的立法有许多批评,但就当时的立法环境而言,《民法通则》第8章的规定,已是当时能够争取到的相当不易的方案了。

在这一过程中,先生向负责《民法通则》国际私法部分立法工作的同志提交了自己设计的《涉外民法关系法律适用法》学者草案,所幸当时负责立法工作的费宗袆教授一直精心保存,所以才使该案有机会收入此文集中。

先生的草案来看,体现了如下鲜明的特点:

1、以最密切原则统率整个国际私法规范。先生在第一条就明确:“涉外民法关系以适用与之具有最密切关系的国家的法律为原则。本法对于这些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都应视为这个原则的具体运用。”这一点是借鉴了晚近国际私法的先进立法,此种规定即使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具有立法前瞻性的。[46]

2、规定完整周全,先生的草案条文简洁,但是却考虑全面,就总则部分而言,先生就规定出了国际私法条约的适用、外国法的查明、反致、公共秩序。反观后来出台的《民法通则》则对于其中有些规定缺失,造成了实践中的不明确。而分则更是涉及各个领域:自然人、法人、婚姻、继承、物权、合同债务、侵权行为和产品责任。其中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和产品责任的相关规定是被后来的立法所忽略的。

3、规定科学,如其在第六条明确惯常居所地的定义,“自然人的惯常居所地是指其虽未必有在那里永久居住的意思但事实上长期居住的地方。”第七条明确住所地的定义,“自然人的住所地是指其生活和事业的中心且有永久居住的意思的地方。”联想起现今《民法通则》中不甚明确甚至于是让人混淆的“经常居住地”、“定居国”的立法表述,不得不感慨万千。

就婚姻关系而言,他设计了结婚、夫妻人身关系、财产关系、离婚共4条,继承部分分别就遗产的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予以规定。这都是划分准确精当的,但是可惜未被立法所采纳,并给相关国际私法的理论实践造成了困惑。

4、借鉴国际私法先进立法,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海牙国际私法公约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私法公约,在国际社会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也对于晚近各国的国内国际私法立法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草案第十七条关于订立遗嘱的能力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均借鉴了相关海牙国际私法公约的立法理念。

(四)登上国际讲坛

在改革开放之始,先生所撰写的文章《新中国的国际私法》就在德国被翻译成德文发表[47],介绍了中国国际私法的新发展。到1985年,由于其学术水平卓著而当选国际社会最负盛名的国际法研究机构——国际法研究院的院士。而先生1990年被聘在海牙国际法学院暑期教授国际私法课程,则反映出他业已获得国际学术声誉。

海牙国际法学院(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创办于1923年,是一个国际法教学和研究机构,院址就在国际法院所在地的荷兰的和平宫,由世界上权威的学者来院授课,早期授课全用法文,现在则法文或英文择一使用,但有同声翻译,课程内容编成《海牙国际法学院演讲集》〈Recueil des Cours de 1'Acade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已成为国际法研究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衡量国际法研究者在国际学术活动上的影响力,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就是其在海牙国际法学院的授课经历,这被认为是对一个国际法学者的学术水平的肯定和认可。

在海牙国际法学院授课的中国学者,第一位是梁鋆立教授[48],其于1948年讲授“国际法之编纂与发展” (Le Developpement et la Codification du Droit Intermational);然后就是1990年李浩培先生与王铁崖先生分教授国际私法与国际法。[49]李浩培先生讲授的是“国际私法在遗产继承方面的几个新发展”(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Conflict of Laws of Succession)。[50]

从这次演讲后出版的论文中,可以看到,先生首先指出,基于多方面的因素,如随着国际交通的便利及国际投资和国际劳务的增多,导致近年来国际遗产继承案件趋于增加。而国际私法中关于遗产继承准据法问题是复杂的,这既体现于各国法律的实体法差异,也体现于在对于法律适用原则的分歧。

先生的演讲阐述了有关遗产继承的国际私法的三个新发展。其一是单一制和分裂制的问题;其二是遗嘱继承中被继承人选择准据法的问题;[51]其三是国际私法中在支持遗嘱处分方式有效方面的发展。[52]该演讲梳理了关国际私法上遗产继承的基本概念,发掘各国的立法及其理论的发展,结合国际私法公约的新近规定,高屋建瓴,论证精细,是国际范围该领域的一篇代表性作品。

1、单一制和分裂制的问题

关于国家遗产继承的准据法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制度“分裂制和单一制”。分裂制对于国际遗产继承问题,特别是对于遗产的归属问题,按照构成遗产的各个财产所在地国的不同,分别以不同的所在地国的不同的法律作为遗产继承准据法。单一制则不问遗产的种类和所在地的不同,适用单一的准据法。

但是,分裂制还可以细分两类:一类是不问动产或不动产,都适用物之所在地法来解决遗产继承问题;另一类是对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对不动产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单一制也可以细分两类:一类以被继承人最后本国法为遗产继承准据法;另一类以被继承人最后住所地法为遗产继承准据法。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多国家采用单一制。1989年海牙《关于遗产继承准据法的海牙公约》也采用单一制。

2、遗嘱继承中被继承人选择准据法的问题

关于遗产继承的准据法,还有一种发展趋势,即许可被继承人在生前选择对其遗产继承应适用的法律,1989年《关于遗产继承准据法的海牙公约》第5条就有这样的规定 “当事人可以指定某一特定国家的法律支配其全部遗产的继承。只要该当事人在指定时或死亡时是该国国民或在该国拥有惯常居所,这种指定即为有效。”该条第二款指出,选择法律的意思表示必须是明示的。

实行此种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则,一方面有利于充分实现死者生前安排其财产和后事的意愿,增强预见性,也是是遗嘱自由原则在立法的反映。另一方面公约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权利作了严格限制,又可防止死者在本国法、惯常居所地法之外滥用意思自治原则。这种在继承中有限制地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立法方法应该引起注意,它反映了遗产继承制度的新发展。如晚近《瑞士国际私法法》就在限定范围内允许被继承人选择继承准据法。

3、遗嘱处分方式准据法的发展

遗嘱处分方式是指立遗嘱必须具备的法定形式和程序。对于遗嘱处分方式的准据法,晚近的基本倾向是在确定准据法时采用多元化原则,以便尽量使遗嘱方式有效。这一趋势也体现于1961年海牙《遗嘱处分方式法律适用公约》中,其第1条规定,遗嘱处分的方式,如果符合下列法律之一,就认为有效:遗嘱订立地法;遗嘱人订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本国法、住所地法或惯常居所地法;关于不动产的遗嘱,不动产所在地法。

公约始终贯彻了有利遗嘱有效的原则,其基本精神在于宽泛地选择连结点,尽量扩大遗嘱方式准据法的范围,最大限度地增加遗嘱在方式上有效的可能性,从而考虑到了实体法上的公平。

更为可贵的是,考虑到在海牙国际法学院学习的均为各国的国际法专业人才,先生在讲述完关于涉外继承法律适用的上述三个发展趋势之后,特地对于上述研究做了进一步阐发,也反映了先生对于国际私法的一些重要思考。

先生认为透过遗产继承的国际私法问题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国际私法,正如任何其他法律,有其自己的生命。因为法律是一些社会条件的产物。所以随着这些社会条件的改变,它产生着、演进着和废止着。当为了保护个人在当时的国际社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往来中的利益而感觉到需要一个抵触规则时,这个抵触规则迟早必然会得到确立。当国际社会的社会条件在时间的经过中已经改变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该抵触规则被认为不再合理和公平时,它必然会被改变或废止。没有一个法律规则能照样永久维持下去。

第二,国际私法理论家和实务家的有意识的努力在创立、修改和废除抵触规则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既然他们日常从事于这种工作,他们对于这些规则的优点和缺点自然最为熟悉,从而自然会就这些规则表示其经过考虑的意见。当然,这些意见时常是有分歧的。然而长时期争论的最后结果总是理性主义克服传统主义,因为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并且能够辨别正确和错误。这是国际私法从其早期到现在发展的方式,而且似乎可以预测其将以同一方式前进。

第三,关于典型国际私法是以“蒙住眼睛”的方式适用的这种责备似乎有些过分。因为,既然抵触规则的创立、改变和废止都是人类的有意识的努力,具有明确的目的,这些行为就不可能盲目地进行。既然这些规则的适用是受这些规则所明白指示的确定目的指导的,那么其适用也不可能蒙住眼睛进行。[53]

(五)论著《国际民事程序法概论》

《国际民事程序法概论》是中国关于国际民事程序法较早的专著之一[54],国际民事程序法系规定涉外民事诉讼事件、非讼事件和仲裁事件的程序的法律,是涉外民事案件的受理机关和当事人及其代理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先生认为国际民事程序法和法律抵触法虽然是有区别的,却是互相紧密关联的,同为国际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55]

国际民事程序法以下列事项为客体:(1)外国、其外交官和领事馆、国际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民事裁判豁免权;(2)国际裁判管辖权;(3)外国人在国际民事程序中的法律地位;(4)涉外民事程序的进行;(5)外国民事裁判的承认和执行;(6)司法协助;(7)国际民事仲裁。

国际民事程序法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法律部门,国际民事程序法规则的适用,只是在给予外国人以最低限度的进行民事诉讼的权利以及承认和执行外国的裁判或其他国家行为的前提下,才有必要。所以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民事程序法的发展开始于18世纪末。但是,直到现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国际民事程序法不是完整的法典编纂,而是以零散的立法和判例构成。从20世纪开始,国际民事程序法才得到很大的发展,各国关于国际程序法的立法渐趋完善,同时国际间的协调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正如先生所言,对国际民事程序法的研究,应予采用的合理方法是比较研究方法。这是因为:第一,关于国际民事程序法的各国国内立法、判例、条约、学说既有共同点,也又分歧,因而研究如果只限于内国关于这方面的法律资料,显然会得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结果。第二,国际民事程序法的对象既然是含有涉外因素的民、商事案件,这种案件可能由外国的法院或其他机关受理,从而必须掌握对外国的国际民事程序法的知识。第三,我国现行的国际民事程序法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并不完备。采取比较研究方法可以汲取外国的这部门法律的菁华,以补我国法律的欠缺。[56]

在该书中,先生研究了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国内国际民事程序相关立法,特别是晚近国际私法立法,如全面引证了瑞士国际私法的规定。同时旁征博引介绍了德国、法国、英美等国国际民事程序法的立法及实践,并评述了中国涉外民事程序法的相关做法。先生同时对于国际民事程序法框架内的双边协议与多边公约予以了细致的介绍,涉及到了全球及其区域范围有代表性的国际条约,及其与中国相关的双边协定。

以国际司法协助部分为例,先生总结了1987年以来我国与外国所签订的司法协助协定,探讨了如何就此开展彼此的双边司法协助。并对该领域重要的海牙公约,1954年海牙《民事诉讼程序公约》、1965年海牙《民商事司法文书与司法外文书域外送达公约》和1970年海牙《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公约》等予以详细介绍。鉴于欧洲国家之间达成了关于各国间相互提供法律资料的公约,且收效较好,本书特地对于1968年《关于提供外国法资料的欧洲公约》也进行了介绍,而这一公约在以前的国际私法研究乃至于在此之后的研究中是往往被忽略了的。

在现今回顾中国国际民事程序的研究历程时,先生的该著作仍然是标志性的作品,而且其著文治学的严谨求实犹有现实的警醒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近二十年来,我国国际民事程序法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尚存在许多问题,如研究方法上必须加强比较研究,现今的许多论著仅停留在对外国有关情况的介绍上,属于比较法上的术语称之为的“外国法报告”,并非真正的比较研究。而学术研究中的“焦躁”倾向也有待纠正,新生代的研究者大多没能受到严格的治学训练,缺乏持之以恒的精雕细镂功夫。面对新课题、大课题,热情奔放、慷慨陈词,其兴奋之情有余,而潜心求证不足。[57]

(六)国际私法基本问题探讨

李浩培先生认为,国际私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指在世界各国民法和商法互相歧异的情况下,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关系,解决应当适用哪国法律的法律。由于涉外因素又称国际因素,民法和商法在西方传统上称为私法,国际私法因而得名。据先生考证,1834年美国法学家斯托里在其著作《法律抵触论》中,首创国际私法一词作为法律抵触法的同义语。以后经德、法学者使用,现在成为通用的名称。各国民法和商法互相歧异的情况,法律术语称为法律的抵触,因此长期以来这一部门法被称为法律抵触法(law of the conflict of laws)。

作为一个部门法学,国际私法有着悠久历史。尽管如此,无论中外,国际私法尚有诸多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其中先生对于国际私法一些基本问题的观点一直是非常鲜明并自成体系的。

1、法律抵触及其产生条件

法律抵触(Conflict of laws)又译为法律冲突,指各国的法律,特别是民商法,互相歧异或者不一致的事实。

自从新中国国际私法的拓荒之作《国际私法基础》[58],及其新中国第一部《国际私法》统编教材[59]以来,大多数的教材均认为,国际私法的作用在于解决法律冲突,而法律冲突的产生原因之一即在于,各国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外国民商事法律在内国的域外效力,导致外国法律的域外效力与本国法律的域内效力的冲突或者本国法律的域外效力与外国法律的域内效力之间的冲突。他们引证的例子是,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3条第3款的规定:“关于个人身份与法律上能力的法律,适用于全体法国人,即使其居住于国外时亦同。”认为这确定了法国关于个人身份与能力的法律在法国域外的效力。[60]

但是,就先生看来,这种见解是很难维持的。上述法国《民法典》第3条第3款只是规定法国人的身分能力,如果由法国法院在受理的案件中决定,不论其居住在法国或国外,都依该规定决定。但是外国法院受理法国人身分能力的案件,外国法院将依该国的国际私法规则决定是否适用法国法。如果依该国的国际私法规则适用了法国法,那么法国的关于法国人身分能力的法律就具有域外效力,否则就没有域外效力。从此可见法国法关于法国人身分能力的规定本身并不具有域外效力,因而就谈不上法国法的域外效力与阿根廷法的域外效力的冲突问题。

严格来讲各国的法律只有歧异,没有冲突。一国的法律本身并无域外效力,从而根本不可能与他国法律的域内效力发生冲突。如果一个国家主张其法律具有域外效力,因而必须适用于其他国家,其他国家为了维护其主权,很可能予以拒斥;从此可能发生的冲突是政治冲突或主权冲突,而不是所谓“冲突规范”可以解决的。

当然,由于各国的法律相互歧异,而一个国法院只适用内国法,完全不顾外国法,将导致对当事人不公平的结果,现代国家为了执行公平起见,所以都以国际私法规定一定范围内适用外国法,从而外国法就在一定范围内在内国发生域外效力。然而,这不是外国法依外国立法者的意思在内国有域外效力而是内国通过其自己的国际私法适用外国法的结果。为了防止误解,先生认为有必要摒弃“法律冲突”和“冲突法”这两个惯用的名称,而代以“法律抵触”和“法律抵触法”这两个术语。[61]

基于以上认识,先生归纳的国际私法产生的条件主要有:①各国人民往来频繁,有些民事法律关系含有涉外因素;②各国民法互相歧异;③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法律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有适用外国法的必要和可能。

2、国际私法的对象及其范围

关于国际私法的客体对象,各国分别有不同主张:(1)国际私法的范围仅局限于冲突规范。持这种观点的可以德国、奥地利、瑞士、北欧国家以及日本等国为代表;(2)国际私法由管辖权规范、冲突规范和外国判决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构成。这是以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的主张;(3)国际私法的范围包括国籍规范、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冲突规范及国际民商事管辖权规范。这是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拉丁法系国家的看法。

在我国,对国际私法的研究也存在同样情况。80年代初,我国学者关于国际私法的对象以及国际私法学的体系等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现在,学者们在这些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关于国际私法理论体系,有一批学者将国际私法分为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冲突规范、国际统一实体规范和国际民事诉讼及国际商事仲裁四大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国际私法理论体系。俗称为“大国际私法”体系。有的学者还主张在“大国际私法”体系中将一国制定的专门用来调整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实体法规范,即所谓“国内专用实体规范”列入其中。这是一种范围最大的国际私法理论观点。

先生不同意上述观点,对于其中国际统一实体规范和国内专用实体规范的定位有着自己的看法。先生将它们称为直接解决涉外民法关系的实体民法,即所谓按照有些国际私法学者的见解,国际私法中那些无须抵触规则而适用的实体民法。对于这些实体民法,先生进行了进一步的分类探讨。

(1)国际统一实体规范

先生认为国际统一实体规范可以分为下列几类: ①一些国家以条约统一的实体民法。主要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运输。②“自发法”。指并非国家有权机关制定公布,而是由私人或是由私人团体所形成的一些在作用上类似法律的规则,包括国际商业惯例和国际贸易仲裁中所确认的一般规则。

国内外有学者认为上述规则以预防的方法消除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关系中的法律抵触,与使用临床方法解决法律抵触的抵触法都属于国际私法的范畴。此种观点的实质在于,虽然处理方法不同,但是处理的对象是一样的,所以传统国际私法的概念应该扩大,包括上述规范。

对于这种见解,中外有许多学者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学科的划分不应根据研究对象,而应根据研究角度和方法的不同。学科按照题材来区分的理论是违反科学的,认为对一种题材,只能有一种学科的理论是违反科学的,对同一题材或同一现象可因研究的角度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方法和工具,分为几个不同的学科来研究,从而得到不同收获。他们认为追求真理进行合理分工是一种科学方法。

先生还例举:百灵鸟在云端鸣唱,这是经验中的一项事实,可以用物理学的方法,生物学的方法,或者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它。但是物理对问题所提供的全部答案,却不能用来解答生物学对之提出的问题,更不能用来解答心理学对之提出的问题。把这三个学科研究所得出的结果综合起来才能对于百灵鸟鸣唱的现象得到总括的结论和综合的知识。这知识才是比较完全的。知识要求完全,这是没有问题的。为着得到完全的知识,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它。[62]

对于民法抵触的这个现象,一方面用国际私法这门学科来研究,在不消除法律抵触的情况下,怎样来适用法律,另一方面有统一民法这门学科,研究怎样用统一方法来消除法律抵触,这正是学科精细分工的要求。由此,先生反对将法律抵触法与上述国际统一实体规范放在一个学科来研究。

(2)国内专用实体规范

对于“国内专用实体规范”,先生又将其分为警察法和国家专为涉外民法关系制定的法律。他认为上述规范并不能够在涉外民商事关系中直接适用,而是离不开国际私法中抵触规则的指引的。

警察法指为了保障一国的政治、经济或社会组织,一切公民必须遵守的法律,而不是规定警察制度的法律。它起源于现代国家的活动侵入了传统上属于民法范围的事项,其特征在于它必须由国家机关或公共服务机构实施。警察法一词始创于法国国际私法学者弗朗塞斯卡基斯,法国文献称之为“直接适用的法律”,弗朗塞斯卡基斯认为它是半公半私的法律,并以管理外汇的法律和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抚养的法律为例。

先生认为,警察法由于其“半公半私”的性质,其适用并不通过双边抵触规则,即并不以双边抵触规则指示应予适用为前提,所以称为直接适用的法律。但是,这种法律仍然有单边抵触规则限定其适用范围。这种单边抵触规则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隐含的。例如,明文规定单边抵触规则的警察法,可以 1926年12月13日法国《海上劳动法典》第5条为例。该条规定:“本法适用于为在法国船舶上履行任何服务而缔结的雇佣契约。本法不适用于为在外国船舶上服务而在法国雇佣的海员”。即使无明文规定这种单边抵触规则,也可以从立法者的意思中进行探究。

对于国家专为涉外民法关系制定的法律,例如1963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际商务法律关系法》,现在各国国际私法学者对于这类实体法是否可以直接适用的问题,见解很不一致。有些学者,例如法国的P.迈耶等认为这类法律应在抵触规则指示应予适用的情况下才予以适用。迈耶引用了上述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典》来论证他的主张的,因为该法典第3条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如果按照国际私法应适用捷克斯洛伐克法,特别是如果当事人选择了捷克斯洛伐克法或者指定了捷克斯洛伐克法作为适用于该法律关系的法律,就应专属适用本法,但以该法律关系是从本法意义上的国际商务关系中产生为条件。”前苏联学者隆茨也有同样的观点,对此先生是表示赞同的。

在对于上述“大国际私法”的理论展开具体商榷之后,先生认为该理论大而不“大”,因为它名称是大了,实际上,它只是把上述几个应该独立成为法律部门的,需要仔细研究的那些东西,稍微在大国际私法中加入了一些,而对于每一有关学科的研究都不深入。而且,它还“大”而不精,因为它不仅仅不能由表及里,而且把国内实体商法中的一些内容也塞了进去,从而使国际私法这门学科成为“大杂烩”,失去其应有的同一性和科学性。[63]

参考先生的论著,可以看出他认为国际私法学的主要对象包括法律抵触、国际民商事裁判管辖权及对外国裁判的承认和执行这三个问题。[64]这是因为这三个问题是密切关系的,而且现代的一些国际私法国内立法也主要包括这三个问题。这一观点与英美国家的国际私法理解近似,反映出其早年所受的英国国际私法的熏陶,同时也体现了一直以来其对于国际私法的基本理解。

三、结语

以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国际法学人,就学于国内名校,并优中选优被公派至国外著名法学院,师从国际大师研习国际法,归国后投身国际法学的教学研究。他们的求学为学的一生,折射出了中国国际法学百年来的艰辛发展历程。虽然他们个人都多历经磨难,却都矢志不渝毕生关注中国国际法的发展并为之倾献心力。他们在文革结束时,都年事已高,但在之后的岁月,“不用扬鞭自奋蹄”,在推动中国国际法学重建的同时,完成了一批重要的学术作品。

但是他们留下了同样遗憾,王铁崖先生计划在有生之年完成集其思想之大成的国际法三卷本专著:《国际法引论》、《国际法总论》和《国际法各论》,[65]但是却仅来得及完成了《国际法引论》一书。先生在世时的最后计划和心愿是在他从国际法庭退休之后,用10年时间写一部全面的国际私法著作,把他一生研究的心得留给后人,惜呼也同样未能完成。[66]

早在1992年,先生就在日记中写道:“我的人生观是:人生的目的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准备好好完成一部国际私法著作、以了此生。”1996年他90岁生日那天赋诗:“天道好仁爱,人生喜晚晴,假我一十载,了此万年心”,表达了他准备再用十年时间写完一部全面的国际私法书的心愿。[67]实际上,在海牙任国际大法官期间,他已着手收集了许多国际私法的参考资料,并写了一些手稿。在医院的病床上,他还念念不忘让其女儿凌岩教授继续帮他收集资料。[68]

先生掌握了多种语言,英文、法文、德文、俄文以及拉丁文,有着70余年的国际私法的研究体会与心得,并收集了大量的国际私法研究资料,加之先生准备为之“十年磨一剑”的学术态度,可以想见,如若上天再假其一十载,他定会也定能给中国乃至世界的国际私法学交出一份厚重的学术作品。

由于国际私法学在中国的引入才百年,并经历了曲折艰辛的历程,现今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尚未完善,司法实践水平有待提高,理论研究也未臻成熟。展望未来,要实现国际私法整体水平的提高,我辈任重而道远。在此种情境下,重先生留下的学术作品,别有一番意义,先生的学术研究中的执着求真的学风,也需要新一代国际私法学人予以践行!

这里笔者不由忆起,在1986年在为全国法律专业第十期师资进修班讲授国际私法专题课的结尾,先生曾富感召力地呼吁“让我们大家不怕困难,脚踏实地,鼓足干劲,共同前进!”也以此作为结尾以共勉。



* 曾涛,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国际私法研究所副所长,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1] 该书原名《国际法原理》,美国法学家惠顿(H.Wheaton)著,初版于1836年,为当时最新的国际法著作之一,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西方国际法的译著,该书相关章节涉及到了国际私法知识。

[2] 《各国交涉便法论》是根据英国人费利摩巴德的国际法著作翻译的,英国人傅兰雅译,钱国祥校,上海江南制造局出版发行。

[3] 陈柳裕:点校者序,[日]山田三良《国际私法》,李倬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4] 见先生东吴时期同学倪征日奥先生的回忆录《淡泊从容莅海牙》,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5] 载于《读书通讯(重庆)》,1941年第2卷27期。

[6] 李老简洁明了的行文风格在其后来的论著中得以延续,其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及其《中华法学大词典》相关词条时,言简意赅,用语精当,尤能反映出其作为学术大家的举重若轻。

[7] 品定(Qualification),现在多用“识别”、“定性”。

[8] 《国际私法中之反致与转致的问题》,载于《中华法学杂志》1944年第3卷第6期;《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问题》,载于《中华法学杂志》1945年第4卷1期;《十九世纪的国际私法学》,载于《新法学》,1948年第3卷;《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本国法主义》,载于《新法学》,1948年第1卷。

[9] 《权力能力的准据法 》,载于《中华法学杂志》1945年第4卷5期;《死亡宣告的管辖冲突与法律冲突问题 》,载于《中华法学杂志》1945年第4卷4期;《物权的准据法》,载于《浙江学报》,1947年第1卷第2期;《契约成立实质要件及其效力之准据法》,载于《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43年第8卷第1期;《关于侵权行为的国际法私问题》,载于《中华法学杂志》,1945年第4卷第3期;《关于婚姻成立问题的国际私法》,载于《浙江学报》,1948年第2卷第1期;《婚姻的形式成立要件的准据法》,载于《中华法学杂志》,1948年第7卷第1期;《关于离婚及别居的国际私法》,载于《新法学》,1948年第5卷。

[10] 见《权力能力的准据法》,载于李浩培:《李浩培文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13页。

[11] 见《死亡宣告的管辖冲突与法律冲突问题》,载于李浩培:《李浩培文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163页。

[12] 见倪征日奥为《李浩培文选》所作的序言,载于李浩培:《李浩培文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3] 李浩培是从《观察》创刊号起,一直列在《观察》封面上的《观察》撰稿人。李浩培先后在《观察》上发表的文章有:《英国司法制度(书评)》、《何德奎案》、《法治实行问题》和《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与国际和平》。

[14] 参见谢泳:《<观察>撰稿人的命运》,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2月号。

[15] 根据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中研院设置院士,院士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对所专习的专业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专业学术机关领导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绩卓著。

[16] 最后法学专业当选的是王世杰与王宠惠,另有著名法学家周鲠生、钱端升在政治学被选为院士。

[17] 参见张剑:《中国学术评议空间的开创——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6期

[18] 国际私法的全盘苏化是这个阶段中国法学研究和教育的缩影。可参见蔡定剑:《关于前苏联法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载《法学》1999年第3期。

[19] 如韩德培先生从1957-1978年前后两次被划为右派,二十多年被迫离开国际私法的教学和研究。见韩铁 :《风雨伴鸡鸣:我的父亲韩德培传记》,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50-92页。

[20] 见隆茨的俄文本序,载于[英]沃尔夫:《国际私法》,李浩培等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21] 汤宗舜,1917年生,中央大学法学士,1947―194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国际法。曾任国务院参事,中国专利局顾问、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名誉教授。

[22] 倪征日奥教授翻译的英国托马斯的《国际私法》于1963年出版。

[23] 李老早期译作“马纪文”,现大多论著译为“孟西尼”。

[24] 见《政法研究》1961年的总目录,载于《政法研究》1961年第4期。

[25] [苏]斯.勒.齐夫斯著,《美国刑法的反动本质》,法律出版社1956年出版。《苏联证据法中的实质真实》 法律出版社1957年出版。

[26] 《苏联的法院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

[27] 早在50年代,王先生就组织一些人通力合作翻译了该书,并少量内部发行。六七十年代,王、陈二先生又再度合作重译了该书的第8版。

[28] 端木正认为,客观上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使得学者未能安心教学科研;主观上担心因言获罪,宁可从事翻译,不愿轻言写作。见《<法国史研究文选》自序》,载于《端木正文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9] 何勤华:《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对苏联国际法的移植》,载于《金陵法律评论》,2001年秋季卷。

[30] 李老此刻的心境可参见凌岩:《我的父亲李浩培》,载于《国际法年刊》,1997年卷。

[31] 凌岩:《李浩培,我诗情画意的大法官父亲》,载于《法律与生活》2005年第3期。

[32] 其中既有建国前就治学国际私法的大家,也有建国初期培养的国际私法专家。

[33] 在为全国法律专业第十期师资进修班讲授“合同准据法的历史发展”的结尾,先生告诫大家“要搜集尽量多的有关资料,从实际出发,对有关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抵触进行深入的历史的比较的和社会学的研究,以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际私法学和国际私法。”反映出先生的殷切之情。

[34] 在90年代,他还主持了《中华法学大辞典》中国际私法部分词条的撰写。

[35] 《瑞士新国际私法》,载于《法学杂志》,1989年第4期。

[36] 《论瑞士新国际私法关于国际裁判管辖权的规定》,载于《中国国际法年刊》,1991年卷。

[37] 陈卫佐:《瑞士国际私法法典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8]《1968年欧洲共同体<关于民、商事裁判管辖权及裁判执行的公约>》,载于《中国国际法年刊》,1994年卷。

[39] 《论规范国际民事裁判管辖权的多边条约》,载于《中国国际法年刊》,1993年卷。

[40] 当时先生译为施都莱,后来译为斯托里,现多数论著译为斯托雷。

[41] 《美国的国际私法革命》,载于《中国国际法年刊》,1991年。

[42] 《合同准据法的历史发展》,载于《国际私法讲稿》,华东政法学院国际私法教研室1988年编。

[43] 先生曾译为“巴托尔”及“巴托罗斯”,现多译为“巴托鲁斯”。

[44] 现多译为“达让特雷”。

[45] 参见黄进主编:《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165页。

[46] 此处借鉴了1978年《奥地利国际私法》第1条的做法,其后的《瑞士国际私法》第15条第1款有近似的规定,这也正是先生在前述《瑞士新国际私法》一文中对于瑞士称道的一条重要规定。

[47] China und das Volkerrecht,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ur Asienkunde Hamburg No.126, 1982.

[48] 梁鋆立(1905—1987),1926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科, 1930年入华盛顿大学攻读,获法学博士。著述有《国际法之法典化》(法文)、《中日满洲事件之国际法》(英文)等论文百余篇。

[49] 王铁崖先生讲授的是“中国与当代国际法” (International Law in China)。

[50] 后翻译为中文发表,见《国际私法在遗产继承方面的几个新发展》,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1年。

[51] 在先生讲授中称为“法律的声明(professeo juris)”指一个自然人指定一个特定国家的法律作为其遗产继承准据法的行为。

[52] 在先生讲授中用拉丁词,称为“为遗嘱的利益”。

[53] 李浩培:《国际私法在遗产继承方面的几个新发展》,载于《李浩培文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357页。

[54] 在此之前主要有倪征日奥:《国际法中的司法管辖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刘振江:《国际民事诉讼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李双元、谢石松:《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

[55] 李浩培:《国际民事程序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56] 李浩培:《国际民事程序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57] 郭树理:《现实与理想:世纪之交的中国国际民事诉讼法学》,见北大法律信息网。

[58] 姚壮、任继圣:《国际私法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59] 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60] 姚壮、任继圣:《国际私法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3页。

[61] 李浩培:《国际民事程序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62]见李浩培:《国际私法的概念》,载于《李浩培文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63] 李浩培:《国际私法的概念》,载于《李浩培文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64] 李浩培:《有关国际公、私法的几个基本问题的管见》,载于《李浩培文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70页。

[65] 王铁崖:《国际法引论·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6] 另外先生从1995年起在海牙利用工作之余翻译萨维尼的国际私法名著《现代罗马法体系》第八卷,在其去世前也只完成了一半。

[67] 先生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同事卡塞西庭长回忆,先生告知其准备卸任后完成一本国际私法的书,并将其译为英文。见卡塞西:《在李浩培法官葬礼上的讲话》,载于《中国国际法年刊》,1997年。

[68] 见凌岩:《我的父亲李浩培》,载于《国际法年刊》,1997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