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土肥原定罪的检察官发言稿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06-10-21浏览次数:27

Ⅰ.对华侵略的先锋

BB-1 土肥原贤二在这个总阴谋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因为他是最初的策划者之一并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阴谋。有证据证明,从侵略中国东北开始,其在中国之罪行活动中,总是充当先行者的角色,其在华的胆大妄为,尽管明显违法,却屡屡被日本高层以既成事实予以默许甚至批准。

BB-2 土肥原贤二精于制造事件为更大的阴谋和侵略铺平道路,这使得他在中国臭名昭著以至于只要他在某个地区出现,就总被视作麻烦的前兆和侵略即将到来的标志。中国人民对土肥原贤二的这种看法,可从1934年其所负责的特务机关向军部提交的报告中的话语中略见一斑:“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及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

Ⅱ.土肥原在满洲事变发生之前的活动

BB-3 早在沈阳事件发生之前,土肥原已在中国呆了18年之久。曾任满洲总督张作霖将军(1928年被关东军一派军官所谋杀)日本顾问松井(MATSUI, Nanao)的助手。对中国,尤其是满洲情况很是精通而赢得其上司信任。

BB-4 土肥原开始密切接触大川园明博士,而大川园明则狂热地宣扬将满洲纳入日本帝国的版图之内,好让日本在经济上达到自给从而能够与美国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满洲事变发生前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大川园明一直在鼓动与军方勾结采取积极行动,网罗精通中国满洲、内蒙古及其他地区事务人士来推行他的计划。土肥原,作为一名军人和“中国通”,成为其核心成员之一,其他与大川园明密切接触的军界成员包括被指控的板垣和小矶。 尽管土肥原其时正在中国的基地忙于活动,但据大川园明在东京上诉法院的证词,土肥原同时也参与起草了成立一个以军人为中心对满洲采取更加积极政策的内阁计划。

BB-5 1931年8月,满洲的紧张局势开始升级,土肥原于8月18日到达沈阳并被任命为沈阳关东军特务机关长。表面上看,他去沈阳是为了调查中村上尉一案并就此与中国当局进行交涉,但正如在对其质询中所揭露的,他此行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摸清和查明中国武装力量的实力、训练情况、通讯现状以及平民人口的状况。在其最后到达沈阳之前,他已对上海、汉口、北平及天津做了一次深入的考察旅行,而这与调查中村案完全无关。

BB-6 就在中国当局竭尽一切努力来满足日本人的要求以致于驻沈阳的日本领事馆和新闻界人士认为一个友好解决中村案的方案即将出台之际,就是土肥原对中方努力达成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的诚意提出质疑。就连土肥原所举的证人柴山兼四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解决该案的诚意。毫无疑问,土肥原在做了那次深入考察之后认为中方已无抵抗之实力。因此,他已准备好采取积极措施。

BB-7 1931年9月初,呈交给东京的报告中载,板垣及其他关东军参谋部军官以中村案为借口正密谋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土肥原被召回东京作汇报。不顾张学良将军通过其两位使者柴山兼四郎和汤尔和向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和平解决事态的真诚愿望,土肥原被报界引述为通过武力解决一切未决问题的倡导者,且认为如果有必要,越快越好。根据土肥原的报告,一个一贯坚持将满洲置于日本掌控之下的军人——参谋部的建川被派往沈阳,土肥原随后也马上到了沈阳。就在建川身着便服出现在沈阳的那天,9.18事变爆发了。

Ⅲ. 土肥原在沈阳事变中的作用

BB-8 尽管土肥原本人在9.18事变爆发的当晚并不在沈阳,然而其所在的特务机关却成了侵略的指挥中心。该机关充当了关东军司令部与前哨基地间通讯链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它专有一种特种密码,通过它实现与关东军司令官的通讯和联络。就是在这个特务机关内,板垣批准了岛本和平田的袭击中国人的计划并将此计划向时在阿瑟港的本庄繁做了汇报。在反诘中森岛证词为土肥原辩护,认为土肥原与9.18事变毫无关联,其目的仅为了排除这样一种假定,即土肥原作为最初的策划者之一极有可能亲自参与了9.18事变的活动,但随后发生的事件作为证据清晰地表明了其在事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BB-9 1931年9月19日清晨,沈阳市民醒来后发现自己的城市已被日本军队占领。关东军司令部也于同日早晨移至被占领的沈阳。从东京回来后,土肥原于1931年9月21日被一个紧急委员会任命为沈阳市长,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由日本人组成。在其市政班子里,所有重要的岗位诸如总务局、警务局、财政局、卫生局及公共事业局皆由日本人把持。

BB-10 土肥原就任沈阳市长确实意味深长,因为一个积极为日本军队效劳的日本军官首次掌控了管理中国一个城市的权力,而在九国公约中日本曾郑重承诺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无论当时用何种名称来粉饰这一政府,(其侵略性昭然若揭)。时任军部大臣的南次郎坦率承认,1931年9月21日内阁曾做出决定,禁止在沈阳设立军人政权,这一决定未被执行达一、两个月。

BB-11 有人认为土肥原僭充沈阳市长后并未干涉沈阳内部政治事务,而仅是承担了维持和平和秩序的责任。然而有证据证明,他的活动远超此限,就在其返回沈阳僭充市长后,同时充当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上将的发言人,通过他,关东军司令部与外界的联系得以建立。

BB-12 1931年9月下旬,沈阳成立了自治指导委员会来扶持所谓的“自治运动”,土肥原主管其中的特务科工作并向板垣提供了大量有关中国人对该委员会态度的情报,让板垣在此基础上对委员会的所有政策和活动进行批准。据1931年10月28日日本驻沈总领事林(HAYASHI)呈递给外务大臣币原(SHIDEHARA)的报告称,在日本军队的帮助下各地正努力实现自治,出此目的,各市、县指导委员会实际上已被日本人控制。报告中继续写道,各地守备部队司令官和宪兵司令均收到指示,要求对这一政策提供支持且不得对外暴露。

BB-13 土肥原也积极组织地方和平维持会并就此向留在当地的中国官员施加了巨大压力。1931年9月28日,林(HAYASHI)向币原(SHIDEHARA) 汇报,土肥原认为地方和平维持会应加以引导并应逐步纳入政府的核心机构。10月6日,林(HAYASHI)又汇报说,土肥原阻止了吉井(YOSHII,Kiyoharu)及其他一些人想建立一个不同于军队支持的地方和平维持会的新的政权的企图,并建议吉井(YOSHII)自动辞职。地方和平维持会在其压力下被迫于11月8日宣布,它将与张学良将军的旧政权以及国民政府断绝关系。这样,一个意在使“自治运动”演绎到极致状态、为傀儡政权出现搭建的舞台业已完成。

Ⅳ. 土肥原挟持溥仪的阴谋

BB-14 土肥原并不想半途而止,因而他继续领导并执行将废帝溥仪从天津挟持到满洲的阴谋 。在讯问中他承认,1931年10月他奉本庄繁之命到天津接触溥仪,而会谈的具体内容则由板垣安排。10月26日,土肥原同一位名叫小谷(OTANI,Takeshi)对政治感兴趣的自由作家,悄悄离开沈阳取道大连到天津,期望一到天津便执行将废帝溥仪挟持到塘沽,再从塘沽到营口的计划。

BB-15 尽管土肥原秘密地到达天津,但他此行的真正使命却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广为人知。据1931年11月2日驻沪总领事三浦(MIURA)呈递给外务大臣币原(SHIDEHARA)的报告称,土肥原在天津计划把溥仪带到沈阳,但遭到了溥仪的拒绝。溥仪因此而受到威胁,溥仪自己也证明在那段时间里,他受到了很多威胁并被其后的一些恐怖行为所困扰,正如土肥原后来供认的,他就是这些活动的幕后指挥。戈特(Goette)也证明,土肥原在华北的那段时间里,溥仪在天津日租界的家里曾收到一个装有炸弹的水果篮。

BB-16 此前日本政府曾通过驻津总领事桑岛主计(KUWASHIMA)告诫土肥原,此时在满洲建立独立政府,将违反九国公约第一条中的第一款之规定,且因为整个满洲人都属中国国民,恢复废帝将在满洲不受欢迎,也使得日本政府不能在将来与中国政府达成谅解。然而,土肥原坚持既定计划,并于11月3日告诉桑岛主计说,将溥仪挟持到营口(位于满洲境内),日本方面可以佯装与己无关。同一天,又对领馆人员指出,满洲的事态完全是由当地的中国军事当局的活动所致,万一为挽救局面,废帝登基在所难免,日本政府如进行制止将导致暴力。并扬言一旦日本政府不同意干预,关东军将脱离日本政府,且比谋杀更严重的事件将在日本发生。

BB-17 为加快执行其计划,土肥原曾面见溥仪一次并坚持须在11月16日之前不惜一切手段将溥仪迎回满洲。同时,再次有报告称土肥原又对施加了各种威胁。他甚至加强了与各种帮派团体和一些破坏性组织的联系,于11月8日制造了一起暴乱,在暴乱后的混乱中完成了将废帝溥仪挟持到满洲的任务。荒川(ARAKAWA)领事在11月13日的报告中称,土肥原指挥了这次由武装卫兵护送溥仪从天津出逃的阴谋活动,溥仪开始在营口被置于日本军队的保护之下,但后来被送至阿瑟港(Port Arthur)。

BB-18 土肥原不顾一切地执行将溥仪挟持到满洲的阴谋,在日本驻津总领事桑岛主计的报告中以下列措辞加以总结:

“。。。。。。土肥原潜达天津之目的,亦是关东军之意图,在于尽快诱使前废帝宣统前往满洲充当建立独立的‘满洲国’之保证,以此来破坏和打压张学良将军在东北的影响。为此他拒绝一切规劝和干预,同时明知将违背国策,而寻求各有影响力的政客的秘密支持,诉诸各种阴谋,一意孤行地从关东军的立场出发采取自由行动,对他来说不可避免,且不择手段,最终于11月8日制造了一场暴乱,但当他发现由于计划执行不力而遭失败之际,利用全城暴乱之际,竟然将溥仪挟持到满洲,他的胆大妄为实超出吾等之想象。。。。。。这场暴乱演变成中、日之间的冲突,土肥原招惹的麻烦,不仅造成日本国居民陷入困境和混乱之中,更使整个天津陷入无序和混乱之中,极大地伤害了帝国的声誉,也使其处于非常不利的国际形势之中。可以想象,尤其是那些极端分子执行了土肥原的命令之后所犯的一些不可饶恕的行径,这很自然引起日本人民及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怀疑。我已同他深谈过多次规劝他不要做如此鲁莽行为,但他看起来将要继续其推翻张的统治的计划,并且我担心,他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将在平津地区制造另一事变。”

BB-19 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土肥原在执行他的阴谋过程中,不仅拒绝日驻津领馆的一切劝阻,而且连其上司的指示也置之不理。11月12日,本庄繁曾告诉总领事林(HAYASHI)关于溥仪到达满洲一事不仅他闻所未闻,而且几天前他甚至令板垣通知天津方面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板垣在反诘中也承认照此令发了电报,但无迹象表明为何此令土肥原没有遵守执行。

BB-20 土肥原在讯问中陈述,板垣通知他不要用武力将溥仪带到满洲,然而正如荒川(ARAKAWA)领事所汇报的,溥仪是在武装卫兵的监护下带到营口。土肥原实际上坚定而又大胆地亲手处理了此事,执行了这一阴谋而后得到其上司的默许。这对关东军军官的军纪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们在随后的阶段里继续屠戮中国人民。这也是土肥原处理事情的惯常方式,因为其在讯问中承认,他的行事准则便是,不管收到何种命令,务必做到使任务目的得以实现。板垣对此深为了解并在此前曾警告过土肥原。正如桑岛主计所云,就连这一警告也未能阻挡住土肥原采取如此鲁莽行动。

BB-21 桑岛主计在辩护词中说其报告里有关土肥原活动部分是依据谣传而撰写的,这完全不可信,因为其在宣誓供述书中就已承认,他亲自对各种来源的情报进行了挑选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反诘中他被问及,他提交的各种报告的内容是否准确地陈述了其个人直接接触及其他领馆人员与土肥原联系的活动,他承认,报告的准确性毋庸置疑,就此他无须再作回答。

BB-22 土肥原将他与李顿委员会的会谈记录作为证据,来表明1931年11月其天津之行与溥仪接受邀请或到达满洲一事毫无相关。这与他在讯问中的自我陈述自相矛盾,因为在自我陈述中他承认,派其到天津的特别目的便是接触溥仪。他非常清楚此次使命所造成的结果是非法的,因为其在讯问中供认,被派往天津接触溥仪时,他也知道九国公约的存在及其对中国主权的保障。而且,他深知关东军筹建“满洲国”的活动将违反九国公约。但其辩解说,当时日本就其对该条约的态度已发表了一些声明。假如当时真有此类声明,也仅是犬飬(INUKAI)首相在1931年12约下旬向福布斯(Forbes)大使做出的保证,即日本永不侵害中国满洲的主权,只不过目前对在满洲的日本国民提供保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辩解当然无效。

BB-23 为了完成在满洲独立的舞台上添加一个需要的傀儡,土肥原蓄意执行了挟持溥仪的阴谋,依上述所列证据,这一结论不可能加以排除。

Ⅴ.土肥原在天津事件中的秘密活动

BB-24 土肥原在华北出现以后,溥仪的行动便受到密切监视,根据关东军的战略计划,11月8日和26日土肥原在天津策划了两次暴乱,其意义决不能忽视,因而值得单独提及。

BB-25 此前,中国军队驻扎在辽宁省的西南部,非常接近日军最重要的前哨基地,因而引起日本军事当局的焦虑不安。天津暴乱随即给关东军参谋部军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籍口,他们建议通过陆上调遣军队增援日本在天津的守备部队,从而将日军势力推进部署到中国军队驻守的营口一线。为达此目的,土肥原策划的天津暴乱正好迎合了关东军的战略计划。

BB-26 依据板垣的证词,土肥原天津之行的任务在于收集平津地区的新闻情报和探明溥仪是否愿意回到满洲。他接着解释,当时由于张学良的军队仍驻扎在长城以北且可能要撤到关内,故非常有必要查明那儿的真实情况。他进一步解释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或由于撤军而导致混乱的危害。

BB-27 所有这些有关土肥原任务的解释性记载,清晰地表明平津地区的形势与营口中国军队军事存在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成为关东军想急于拔掉的一颗刺。一旦平津地区出现真正危险的话,而处于一个不同战区的日驻津守备部队请求增援时,关东军则无机会派遣一个像土肥原这样的人去查明情况。由于营口地处日军占领区与平津地区之间,而平津地区出现混乱会影响该地区日本居民的安全,因而给关东军一个向长城推进的籍口并因此除掉驻扎在营口的中国军队这颗刺。土肥原在天津制造了混乱局面,该局面充当了要求关东军采取行动的信号灯。

BB-28 日本驻津总领事对天津事件所作的秘密调查揭示了该事件的真相。土肥原曾接触并规劝和平维持会的张璧与清帮(Tsin-Pang)秘密会的李际春、城市地痞流氓及其他人员联系,来贿赂和平维持会、密探组织和军队。并给他们提供了5万银两作为活动经费,给李际春提供了武器装备,暴乱于11月8日晚上10点开始。当中国公安局收到有关此阴谋的情报后,对和平维持会实施了严密监控,尽管密探组织在活动,但暴乱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BB-29 对上述发生于11月8日的暴乱的叙述在天津市政府向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中得到确认。总领事桑岛主计在他向币原提交的报告中进一步证明了土肥原让上述各类帮派团体参与所有经其策划的暴乱,这一点证据确凿。

BB-30 戈特(Goette)证明,当土肥原于1931年11月上旬在华北活动之时,许多中国官员便担心日本人图谋华北的行动可能要升级。戈特也记载着他和布朗(Brown)海军上校(美国海军助理参赞)造访天津时的见闻。他们看到大街上到处摆放着许多中国战士和警察的尸体和由于炮击而造成的财产损失。当问到,谁在和中国军队交战以及袭击者从何而来,戈特写道,护送他和布朗上校的人皆是中国警察和军官,他们亲眼看到身着便衣的中国人从天津的日租界内出来,向中国警察和军人驻地开火。

BB-31 在溥仪离开天津后,土肥原仍留在天津直到11月底。正如桑岛主计所担心的,土肥原于11月26日制造了第二起暴乱。当晚,随着一声炮响,人们立即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身着便衣的人群从日租界内冲出,手持机关枪、步枪,向附近的警察局发起猛攻。以此为籍口,关东军派遣部队于11月27日渡过辽河,炮轰营口,但天津进一步发展的事态使得关东军放弃了其远征计划。

BB-32 因此,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天津暴乱可谓一箭双雕。从军事战略角度看,它给关东军提供了一个军事行动的籍口,以期达到去掉驻扎在营口的中国军队的目的;同时这样的阴谋会造成骚乱,为挟持废帝溥仪出逃天津到满洲提供了方便,没有人能否认其政治上的重大意义。大量确凿证据证明就是土肥原为达此两个目的策划并执行了这一计划。

BB-33 币原证明,他向时任陆军大臣的南次郎提供了包括那些发自桑岛主计在内的所有领馆电报复印件,而南次郎此前陈述,称土肥原在天津的出现与暴乱的发生纯属偶然,这一说法并不属实。板垣也试图否认土肥原用金钱和武器来贿赂天津的中国维持会的指控。但呈给法庭的起诉书认为,桑岛主计的报告是建立在对事件的秘密调查基础之上且有大量确凿证据足以证明,可以采信,而板垣作为这同一计划的共犯,其否认并不能影响桑岛的证明。

Ⅵ.土肥原在满洲北的活动

BB-34 当寻找溥仪作为“满洲国”的傀儡之时,满洲的其余地区已逐步被日本人占领。1932年1月26日,土肥原被再次派往哈尔滨,就任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尽管那时嫩江大桥工程已结束,齐齐哈尔已被日本人占领,中国军队的司令马占山将军仍在坚持将其省府行政办公机构搬到海伦(Hailun)。

BB-35 就在此时,据鲍威尔(Powell)作证,土肥原这个已多年在中国满洲及其他地区积极干预中国政治事务的日本人又出现在满洲北。经由与土肥原谈判,马占山将军接受了就任傀儡政府陆军大臣的职位。谈判取得的进展是在土肥原在哈尔滨的办公室里秘密进行的,并以金条形式贿赂了马占山100万美金。

BB-36 此证人曾两度访见马将军,并进一步从马自苏联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Blagovestchensk)发给蒋介石的一份冗长的供传阅的电报中了解到谈判的细节,其中马解释道,他如何利用谈判与土肥原园旋,将属下部队转移到边境城市爱辉(Aigan),并成功地使部队渡过乌苏里江进入苏联境内,并自那儿迂回西部回到中国,尽管马成功地挽救了自己的军队,土肥原也因通过阴险交易解决战略问题并为即将到来的新政权获得了另一个难以对付的人物而再获殊勋。

BB-37 随着“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建立,实际上置整个满洲于日本人控制之下,土肥原因此于1932年4月11日被晋升为少将军衔。

Ⅶ.土肥原掌控鸦片交易

BB-38 1931年9月18日之后,在奉天(今沈阳)出现了许多日本人开的鸦片店铺。土肥原即为此时的沈阳市长。1931年10月13日,日驻沈总领事林向外务大臣币原报告,据可靠消息来源,市政办出于筹资目的,计划对鸦片实行专卖并发行彩票,该报告也说明了这样作是为了部分实现军队的计划。

BB-39 在1935年鸦片控制委员会建立之前,由土肥原领导的奉天特务机关掌控满洲南部的鸦片交易。除了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由另一人负责特务机关外,土肥原作为特务机关长,一直到鸦片的掌控权被移转时为止。为了掩盖土肥原的罪行,南次郎作证说,土肥原与鸦片问题毫无干系。当问及特务机关是否与鸦片交易有关,他回答说他不知道。然而在进一步的质询中,南次郎实际推翻了自己的此前陈述,他承认取消特务机关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正如其所说的,他们(土肥原等)经营鸦片交易谋取私利。

BB-40 辩护证人爱泽诚(AIZAWA)也否认特务机关与鸦片交易有关,但他仅是特务机关的一个普通雇员,在受诘之初作证说,他不能回答诸如像何为特务机关的本来职责问题,且他对关东军司令的命令一无所知。他又提及特务机关对“满洲国”政府里日本雇员进行监督和指导工作,这清晰地表明,特务机关的活动远不止于其在宣誓供述书前面段落里陈述的那样,仅收集新闻情报和发放新闻稿。一个前任雇员的证词与由田中(TANAKA)和南次郎提供的直接证据相比,其采信力自然很低,更不用说其整个宣誓供述书里的陈述前后不一致。

Ⅷ.土肥原试图建立内蒙自治

BB-41 1933年春,当塘沽协定签订之时,日本已完成了对满洲的占领,但日本并不满足于此,故土肥原又再次受命,积极为进一步的侵略铺路。

BB-42 1935年初,南次郎认为将塘沽协定所规定的范围扩大的时机已到,便派土肥原去和中国察哈尔当局谈判。察哈尔是现今所说的内蒙古的一部分。因为土肥原负责该地区的情报工作且被认为是与中国人进行谈判的最佳人选,故土肥原被授命去完成任务。

BB-43 1935年6月,在张北地区发生了一件事。4名日本军官未经察哈尔省府允许擅自进入该地区,而被带到中国军队的师部。但不久便释放出来,中方警告他们下不为例。

BB-44 此后,日本驻张家口领事桥本(HASHIMOTO)向中国当局抗议,声称4位日本军官受到侮辱,要求对此事担责的中国军官进行处罚。在秦德纯将军与桥本进行数次会谈之后,桥本突然宣布事态严重,将此事提交给土肥原处理。秦土双方谈判的结果,即为著名的“秦土协定“,它规定:(1)第29军各部须从张北以北地区撤军;(2)中国人须从此避免进入并定居在察哈尔省北部地区;(3)国民党的各项活动须从察哈尔省撤出;(4)反对日本的机构和行为必须予以禁止。故此塘沽协定所创立的非军事区已被扩展到察哈尔部分地区。

BB-45 土肥原在内蒙古的工作并未就此而止。据1935年10月2日日本驻北平大使馆干事长若槻(WAKATSUKI)向被控诉的广田(HIROTA)(时任外务大臣)提交的报告,土肥原几天前就曾外出一次(从张家口到承德),回来后拜见了察哈尔省省长和德王。他的使命便是加快内蒙自治。1935年11月,根据土肥原与河北-察哈尔政权之间的协定,同意将察哈尔置于德王德控制之下,而德王此前已承诺与被控诉的时任关东军总司令南次郎密切合作。

Ⅸ.土肥原在策划华北自治阴谋中的作用

BB-46 土肥原和他的同谋者现又将目标瞄准华北,企图将河北、察哈尔以及华北的其他地区置于日本人的统治之下。他们一贯性地肆意从事制订阴谋来推翻中国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利用一切机会与中国政府对抗。他们公开宣称华北的政治布局并不能满足日本人的愿望。

BB-47 在华北创建自治政权之目的在于使华北五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密切与日本人领导下的满洲的联系。1935年9月,土肥原胸怀关东军和华北日军的意图,奉南次郎之令尽一切力量代表自治运动前往北平。自那时起,土肥原就反复煽动以宋哲元将军为首的华北当局脱离中央政府,成立华北自治政府。劝诱的条件是宋将成为华北自治政府的头领,日本也将尽一切可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然而宋将军立场坚定,不为所动。

BB-48 当劝诱不成,土肥原便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政治上,他要求:(1)用传阅电报宣告华北自治政府成立;(2)撤回中央政府主管宣传工作的人员;(3)控制平津地区的公众舆论,禁止反对自治。在经济领域要求:(1)修建津石铁路;(2)修订天津海关关税,采用有利于日本货物而不利于欧美货物的关税政策。

BB-49 在这些谈判中,土肥原充当着双重角色,既代表关东军又代表日本驻津守备部队。尽管中国方面拒绝了土肥原的要求,但对土肥原施加的压迫深感不满。

BB-50 在此关头,日本人向宋将军施加了更大的压力。1935年11月,摩托车队疾驶在北平各大街道投掷传单,传单上声称,人民要求对拥有1.7亿人口、占地约60万平方英里的华北五省(绥远、察哈尔、河北、山东、河南)制定自治规则。

BB-51 1935年11月19日,土肥原宣布,若华北五省再不宣告自治,他准备派五个师进入河北,六个师进入山东,并拟定了一份于次日中午(11月20日)到期的最后通牒。辩护证人KUWASHIMA,面对着他所在的东亚外事局保留的日本大使馆的大量发自英国和中国的加急电报和海外报纸剪报,不得不承认有关土肥原就华北自治所提要求和恐吓行径,东亚外事局早已知晓并向外务大臣广田(HIROTA)或副大臣重光(SHIGEMITSU)做了报告。经进一步质询后,他又承认,土肥原对华北自治所发的有关自治规则声明的最后通牒是他在宣誓书里提及的最后通牒之一。

BB-52 为支持土肥原的威胁,关东军总司令南次郎,实际上已于11月12日向部队发了动员令,准备于11月15日进入华北;11月16日他甚至命令空军做好战备,准备于11月20日向平津地区推进。尽管南次郎本人此前并不承认此事存在,但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板垣,见到大量作为证据的动员令时,不得不承认了这一事实。

BB-53 由于土肥原的努力,华北出现了两个政权。一个是以殷汝耕为首的河北东部反共产主义的自治政府,彻底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另一个是以宋哲元为首的河北-察哈尔政权,并未彻底与中央政府脱离,但与日本人合作。

BB-54 河北东部反共产主义自治政府占据了非军事区近1万平方英里的22个地区,声称是在日本军队的保护和作业的地理范围内。这一新的傀儡政权成为毒品和商品走私的中心。

BB-55 土肥原后来向南次郎报告说,河北的察哈尔政权和河北东部政权尽管不太令人满意,但毕竟已经成立且将基本上遵守关东军的指令,并云以河北-察哈尔政权为核心的华北政权即将成立。土肥原当着证人田中隆吉(TANAKA,Ryukichi)(田中曾起草南次郎给土肥原的命令)的面向南次郎做了汇报。南次郎承认从土肥原那里听说河北-察哈尔政权已成立。

BB-56 1936年3月7日,为了表彰土肥原在内蒙和华北对日本国的贡献,日本政府授予土肥原陆军中将军衔。

Ⅹ.土肥原在“七•七事变”后的活动

BB-57 1937年3月,土肥原成为驻扎在日本宇都宫的第14师师团长。1937年7月7日,蓄谋已久的“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带领第14师回到中国参加北平-汉口会战。在1937年12月的一场战役中,他让日本宪兵小分队在山本(YAMAMOTO,Mankichi)的指挥下驻扎在平汉铁路的清堆(Hsing Tei)地区。七名中国平民在历经三天的饥饿和折磨之后,被日本兵用刺刀戳死。

BB-58 土肥原试图通过其证人矢崎(YAZAKI)、WATASE、樱井(SAKURAI)来证明他反对侵华战争,热爱中国人民,也被中国人民热爱着。但大量证据表明,他是日本侵华战争铺路之人,一提起土肥原之名,中国人便谈“土”色变。

BB-59 土肥原当司令官方面的成功显然没有像作为政治暴乱的煽动者一样卓越。从1938年6月18日至1939年5月19日,他配属于总参谋部。但在1938年8月,他再次被派往中国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早在1938年7月8日召开的五大臣会议决定,通过拉拢反蒋人士和其他一些高层人士来达到在中国建立傀儡政府、推翻中国国民政府的统治的目的。而于1938年7月26日召开的五大臣会议的后续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制定出了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反华策略,土肥原被选为三人领导小组中的一号人物。对土肥原来说,猎取一个傀儡领导人是他的拿手好戏。他马上着手对唐绍仪和吴佩孚做工作。这便是通常所提到的由Ko-A-In或中国事务委员会提供拨款的“吴唐计划”。“吴唐计划”的经费从被占领的中国海关关税的剩余额中支取,总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为保密起见,使用中国关税收入的剩余资金之时用日文名称。该计划由于唐绍仪被谋杀和吴佩孚的断然拒绝而遭失败。呈交给外务省和军部的有关同汪精卫及其他一些中国傀儡领导人的谈判的报告都是以上海“土肥原机关”的名义进行的。

BB-60 1939年5月,土肥原被任命为日本驻满洲洮南(Taonan)的第五军军团长,驻扎在满洲东的边境地区。在土肥原的指挥下,机枪旅、摩托旅等被派往诺门坎(Nomonhan)地区参加对苏作战。

BB-61 1940年6月,土肥原任最高军事参议官。1940年4月18日,土肥原因其在中国事变中有功而被授予二等金风筝勋章。

BB-62 1941年4月29日,土肥原被晋升为陆军大将,1941年9月6日,被任命为陆军航空总监。

Ⅺ.土肥原对《三国公约》的促成作用

BB-63 土肥原被德国人认为是东条英机的嫡系,下列推荐他荣获德国大十字勋章的赞词写道:“同空军专员一道,通过不断地密切而友好地合作,为真正意义上《三国公约》的缔结发挥了首要作用,为军事联盟的扩展和深化做出了贡献。”

BB-64 1942年10月1日,在德驻东京大使馆里,土肥原从奥特(Ott)大使手里接受了希特勒授予的德国鹰大十字勋章,其时奥特说道:“为表彰你在联合实施战争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取得的辉煌战功,特发此章。”

Ⅻ.土肥原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作用

BB-65 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后,开始了对美、英、法、荷、泰国等国的侵略。1941年12月,土肥原一人身兼陆军航空总监和最高军事参议官二职。1941年6月30日,他参加了由东条英机主持的参议会议,会上就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和日本所应采取的态度,大家直言不讳地交换了意见。

BB-66 1943年5月1日,土肥原就任日本直接对美作战的东部军总司令。1944年3月22日,又被任命为日本驻新加坡第七方面军总司令,在此职位上一直干到1945年4月7日。战区包括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东南亚加里曼丹岛)。从1945年4月7日到8月25日,任日本驻东京地区第十二方面总司令,同时兼任东部军总司令和最高军事参议官。

XIII.土肥原虐待战俘的罪责

BB-67 1943年9月和10月间,土肥原作为日本东部军总司令对位于东京附近的战俘营有监管权。在此期间,位于新潟县Naoetsu营里60名战俘因饥饿和虐待致死。有证据表明,土肥原曾到过该营参观,但自后该营条件并未有所改善。自1944年3月至1945年4月,土肥原任日本驻新加坡第七方面军总司令期间,在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及婆罗洲也出现了大量虐待战俘和平民的事例。

BB-68 土肥原的证人FUHA作证说,从来没有什么战俘营位于第七方面军的战区之内,即使在其控制之下存在这样的战俘营,也应是在南部军的直接控制之下,因为它是第七方面军战区的上级战区。当请证人注意1941年12月23日的《战俘营条例》第三条之规定(战俘营应在军部统一监督下由各军队司令或卫戍部队司令实施管理)时,他仅辩解说,此条适用于日本本土的战俘营,至于本土之外的战俘营的管理,他相信应解释为,南部军总司令就是条例第3条所提及的军队司令。

BB-69 FUHA的解释不仅纯属推测,此后的证据也证明了它是不真实的。板垣的证人(AYABE,Kitsuju)在其宣誓书里写道,板垣自朝鲜调任新加坡后,努力给战俘提供尽可能最好的待遇,战俘营的条件有显著改善。而在土肥原的个案中,无论战俘营的条件变得更好或更差实无关紧要,确凿的事实是,板垣在继土肥原之后接管第七方面军战区之后,在其主管之下确实对战俘营采取了积极的控制。因此,FUHA的陈述毫无真实性可言。

XIV.结论

BB-70 最后,兹将起诉书对土肥原控诉之罪状列举如上,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罪状一 经大量事实所证实,且此类事实已被前言I,II,III,IV,V,VI,VII,VIII,IX,X,XI 和XII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二 已被前言I,II,III,IV,V,VI和VII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三 已被前言I,VIII,IX 和 X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四-五 已被前言XI和 XII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六 已被前言I,II,III,IV,V,VI,VII,VIII,IX,X,XI和XII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七-十六 已被前言XI和XII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十七 已被前言XII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十八 已被前言I,II,III,IV,V和VI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十九 已被前言I,VIII,IX和X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二十-二十四 已被前言XI和 XII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二十七 已被前言I,II,III,IV,V,VI和VII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二十八 已被前言I, VIII,IX和X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二十九-三十四 已被前言XI和XII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三十七-四十三 已被前言XI和XII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五十四-五十五 已被前言XIII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二十八 已被前言I,VIII,IX和X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二十九-三十四 已被前言XI和XII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三十六 已被前言X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三十七-四十三 已被前言XI和XII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五十一 已被前言X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罪状五十四-五十五 已被前言XIII部分所列证据证明.



* 该文原系英文,于1947年10月在东京法庭上宣读;孙国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