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咖云集苏大:对话“国家监察”

发布者:范茜发布时间:2019-11-12浏览次数:74

2019年11月9日星期六晚19:00,学术大咖云集苏大:对话“国家监察”主题讲座在法学院东吴大讲堂举行。本次讲座由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博导、苏州大学国家监察研究院院长李晓明教授主持,受邀主讲嘉宾有中国行为法学会廉政研究委员会副会长孔祥仁,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校长李永忠教授,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导、江苏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孙国祥教授,河北科技大学副校长、博导冯军教授,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导、经济犯罪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李兰英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导汪明亮教授,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主任、博导、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魏昌东教授。正值“国家监察”热度极盛,我院又新创“国家监察研究院”之际,七位学术大咖围绕着我的监察制度体系建设展开了演讲和讨论。

首先,李晓明院长简单阐述了本次讲座的计划内容,孔祥仁教授做了简短的开头发言,紧接着,李永忠教授开始讲解自己研究几十年的“制度反腐”的主要观点。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学术基础深厚的学者,李教授在上世纪末便提出过“不反腐败,就要亡党亡国”的忠谏之言,而之后反腐日渐得到重视,他继而提出反腐不当,也会亡党亡国。纵观建国以来的党内、行政系统内的反腐经过,李教授认为前三十年计划经济时代是“运动反腐”,效果的确显著,但弊端也十分明显:干扰经济发展,导致党内猜忌,人人自危。改革开放后,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四个现代化”,科技、经济、教育水平显著提升,政治体制改革却止步不前,加上些许有意无意的宽容,腐败愈演愈烈,而只能用“权力治腐”的权宜之计。及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反腐问题被真正重视,反腐方法也真正转向制度反腐、依法反腐,不可不谓是一大进步,日后的基本道路也应继续坚持。

之后,孙国祥教授接过话筒,演讲自己研究多年的“职务犯罪”。

孙教授主要讲解检查过程中出现的与刑法相矛盾的问题,尤其是监察制度相关法规出台得比较仓促,导致其与刑法衔接间出现问题。例如监察制度是针对职务犯罪比如贪污受贿的特殊设计,原本正常的犯罪处理流程是公安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判决。但是,原来职务犯罪由检察院直接侦察、起诉的这部分过程,被剥离出来,由监察委单独进行。这样就导致原来规范公安和检察院的法规不能用于监察委,监察委便成为了一个空白地带。

再者说来贪污受贿犯罪连带监察委本身,都成为了刑罚体系中的特例,甚至是“怪胎”。比如以经济损失作为量刑标准,受贿罪判定与普通刑事案件就大不相同;行贿也具有特殊的自首制度。

接下来冯军教授则是切合自身实际的经历,承接孙教授的论述,谈了自己的主张。

冯军教授作为河北省法学界的领军人物,就曾接手过一起反腐相关的案件。当时正值全国反腐高潮,但在反腐调查、审理中,却常常出现纪律机关和司法机关工作冲突,难以协调的情况。正在此时,上半年,河北省出现了一起纪委巡视人员“刑讯逼供”干部致死的案件。侦办过程中,相似的问题同样出现,最后以故意伤害致死罪作结。

整个审查过程体现了一种双轨制的存在:一般犯罪由公安机关负责;职务犯罪由监察机关负责。这体现了两种犯罪在法律意义上的不同,即使依据宪法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诉讼流程中,刑事诉讼法和监察法又有不同的规定,导致审查阶段两者难以衔接。虽然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解决,总体运行也无大毛病,但是刑事、监察司法双轨并行的矛盾依然存在。最明显可见无疑是刑法诸法条的规定,应用监察法诉讼时,刑法中的“伪证罪”存在吗?“泄露不该透露信息罪”对于监察机关人员成立吗?针对犯罪嫌疑人的“脱逃罪”,面对监察法意义上的被调查人适用吗?毫无疑问的,监察法的实施会倒逼行政体制改革,更会直接倒逼刑法改革。

李兰英教授的发言主要围绕着行贿受贿的判定标准及什么是“财务”展开。

发言一开始,李教授便跟大家简述了曾经震惊全国的“赖昌星案”。案件名为走私,更是行贿——其通过贿赂有关官员,获得了“走私豁免权”。然而在后期调查中,专案组却在定罪量刑上遇到不小的困难。

赖昌星其人,阴险狡诈,对于行贿颇有“心得”,称之为“润物细无声”,专挑领导干部兴趣爱好下手。有人喜欢音乐,便专搞音乐节邀其参加;有人喜欢绘画,他就搞画展;有人生活作风不端,他直接弄出个“红楼”免费服务。无耻之耻,无耻矣。可就是这“投其所好”,让后期侦办人员犯了难。原因在于我国法律对于受贿定罪量刑都依据现金金额标准,然而听音乐、看画展、玩女人,何来现金收受,又哪来的金额呢?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与国际反腐组织交流中,其“接受好处”的受贿判定与我国法律差别极大。李教授也一直考虑相关问题,并觉得日本刑法的相关界定不错——即以“满足他人欲望”为标准,但在实际工作却不免有取证困难、界定模糊的问题。

不过好在我国反腐事业并未困在此处止步不前,在主流思想新闻界,有人提出拍马屁是“言语贿赂”的说法。在法律界,也有人依据新法律修正案将有关行为通过一定方式量化为金额。反腐事业受贿判定标准一项上也是不断进步。

汪明亮教授的发言,着重针对新通过的《监察法》及对不同意见进行了评述。

汪教授指出,《监察法》通过伊始,就有不少人质疑其过于仓促,缺少专业人士的参与、讨论,更有甚者批评其程序不足,缺乏律师和正常审判流程。

然而汪教授认为这些观点都太过偏颇。首先,中国的反腐任务已刻不容缓,其特殊国情又导致走正常法律程序,问题事实上难以解决,不得已采用特殊手段,实在不应再予批判。况且《监察法》也有其先进性,不应片面化、极端化解释。其次,监察机关设立,行政、决策、监督三分,也可视同西方“三权分立”,其对于反腐事业的进步推动作用是可以预见。当然,最后也要承认,《监察法》的确有其不够科学的地方,权力的平衡,特别是与公私权力的平衡并不完善,况且,对于监察权也应予以监管。

一片掌声中,话筒又回到了孔祥仁教授手中。

一开始,他将中国监察相关的法律监管范围与国外的进行了比较。不同于我国监察法案过度倾向于反腐,国外的相关法律往往更加全面,对公务员全方面监管。诚然,我国当前监察立法只是阶段性的,但日后一定要向更高的高度发展。

话锋一转,孔教授又直接发问:为何我国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其根源何在?这实则与中国国情密不可分。我国是直接从半殖半封社会跳跃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的确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功绩,却也不可避免地由于资本主义时期缺失,导致官本位思想等封建主义遗毒尚在,体现在实际中便是贪腐现象屡禁不绝。所以,我们更要从思想上入手,来一次彻底的转变,创建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魏教授单刀直入,直接向在座听讲的学生发问你们对讲座内容有何思考?是如何为反腐败建设做贡献吗?还是要直接做些什么?我猜不是。在座诸位考虑更多的是毕业、是考研,而这反腐败法律制度建设,不正是个极好的议题吗?

直面现实需要,魏教授“循循善诱”学生注重监察研究,还与李晓明院长打趣,要特别设个奖学金来鼓励研究。不过很快,魏教授便展现出其作为专业学术人士严肃的一面。他强调前言并非戏言,青年确是中国法治支柱,也注定要在反腐新时代中做出极大的贡献,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

放眼国外,例如英国,从1675年第一起现代反腐案件,再到1832年在议会反腐中初见成效,终至1885年第一部反腐法律问世;再如一百二十年美国制度反腐之路。回望国内,建国之初出重拳,包三十年清廉;改革开放后无可奈何,腐败愈演愈烈。新世纪以来强力遏制势头,2012年后又是一转折,新制度权威主义时代到来,根本转折,体制改革。青年学子,正是大好时机,透明化、法制化的事业正等着你们投身其中;提升效率,构建中国特色反腐体制的宏图正期待你们贡献一份力量!

各位学术大咖讲完之后,进入到提问环节。

第一位同学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刑事政策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刑法基本原则造成损害,盛世施仁政,乱世用重典,政策的频繁改变会不会对刑法的第五条罪责性相适应原则造成破坏?

其次,如果认为刑事政策不影响法制基本精神,那么如何从教义学的角度上将刑事政策融入刑法当中?

孙国祥教授回答时指出,如果以古典自由主义为准,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且不可接受。但是社会在发展,法律及相关政策也应应时而变。古典自由主义是基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前提上,绝对的罪刑法定转向不绝对的罪刑法定,更加强调实现人权保护和社会保护的融合。至于在教义学角度上融合,主要应从刑事司法解释和知道量刑两方面进行。

第二位同学也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监察官法》目前制定进度如何?其次,在目前贪污腐败处理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不同官职的官员判罚不同的情况,而这种“同罪不同罚”又是否合理?

孔祥仁教授回答道,这一现象肯定存在。客观上导致如此的原因,既有改革开放以来贪污腐败率陡升,量刑裁判标准未能跟上,又有对照军队处理相似问题的传统。同时,违纪者的违纪背景、情况复杂,也难以统一。当然除此之外,主观上,更有部分部门、官员求情的错误现象,必须严惩不贷。监察部门的外部监督有所欠缺,但可观的内部监督体系已经形成,相似的情况未来定会有所缓解。

对此,冯军教授指出了检察机关与监察委两家解释,联合解释的必要性,监察机关和司法检察机关互相联系又制约。

孙国祥教授也补充道,两者执法要统一标准。其实两者都以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为最高标准,本质也并不冲突。

讲座的最后,李晓明院长做了相关总结:孙国祥、冯军教授关于两法关系的论述,你唱我和,发人深思;李永忠教授对国家制度反腐的见解令人印象深刻;孔祥仁教授思考程度最深;对李兰英教授的精彩发言也作了绝妙的点评。至于汪明亮教授,他还与苏大有约,让我们期待他新的故事。魏昌东教授,不愧是青年才俊,更是志在培养许多后起之秀。

此次讲座持续三个多小时,在热烈的掌声中落幕,参与的教授、老师和同学们都热情不减,受益更是良多。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的学术盛宴。


(供稿:金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