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5日下午14:00，漫修东吴IP学术沙龙第四期在我院B201会议室顺利举行。北京务实知识产权发展中心主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原副庭长程永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汤茂仁莅临我院，为我院师生作了以“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机制协调与改革”为主题的学术讲座。李杨副教授担任此次学术沙龙的主持人，与谈人为我院董炳和教授以及司法实务界各位与会专家。
首先，程永顺主任发表了题为“从‘知识产权审判庭’到‘知识产权法院’再到‘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讲话。程主任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建立，是中国几代知识产权人的共同梦想，是几代知识产权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一部分，程主任具体讲述了“知识产权审判庭”的建立过程。《专利法》于1979年开始起草，至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历经6年25稿。其中，第七稿提出“专利诉讼案件最好由专门法院审理”；第九稿提出“建议成立专门法庭”；1983年7月，黄坤益提到“专利纠纷、诉讼应由法院负责处理”；1984年3月12日，《专利法》经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由此，产生了行政处理与司法审判的“双轨制”。
其次，专利审判的专业化一直受到重视。1984年8月25日，任建新院长要求各级法院的审判人员要认真学习研究相关知识，在5—10年内建立一支懂法律、懂科技、懂外语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
第二部分，程主任带领我们探索了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过程。从1995—2006年，每届全国人大会上都有代表提出呼吁希望成立知识产权法院。2001年3月。吴伯明在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在我国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议》的提案。他认为，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有利于审判标准的统一，可以遏制地方保护主义，有利于精简机构、节约人力资源和提高审判水平。2003年8月5日，北京高级法院召开纪念知识产权庭建庭十周年座谈会。
随后，程主任对“知识产权法院”进行了评价。他认为中国迅速成立三个知识产权法院，是司法改革的一部分，成为司法改革的探索者和先行者。与司法改革同步进行的还有：最高法院成立巡回法庭；实行案例指导制度；错案追究制度；领导过问案件追责。但是其弊端在于仍旧不能解决司法判决标准、尺度统一问题。
第三部分，程主任具体讲解了探索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即“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程主任提出，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意义是：促进有关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程序集约化和人员专业化。一是有利于激励和保护科技创新；二是有利于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三是有利于统一和规范裁判尺度。
其次，程主任对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等同于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它的建立，是中国几代知识产权人的共同梦想，是几代知识产权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世界上多个国家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均采取“国家层面、高等法院、主审专利”的设立模式，设立目的主要在于，加强专利保护，解决因不同审理法院法律适用差异而导致的裁判冲突。
最后，程主任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知识产权审判庭的建设方向明晰、道路正确；但是真正走上正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任务繁重；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大有希望，值得期待。
随后，汤茂仁副庭长发表了题为“知识产权行政行为对诉讼的影响”的讲话。汤副庭长首先讲述了专利申请日、公告日、授权日的有关内容并结合了多个社会案例和法律条文总结出：使用技术成果需要付费，这是基本定理；已经支付使用费用后，在授权日后对在申请日至授权日期间使用技术制造的产品的销售（含许诺销售）、使用不侵权，类似于物的流转以及对物权的控制；授权日后的再制造须禁止，类似于先用权中的不得扩大范围。
其次，汤副庭长提出专利无效宣告决定对知识产权诉讼的影响，存在三种处理方式：一是维持涉案行政处理决定有效；二是终止诉讼，等待无效宣告决定行政诉讼的最终结果；三是参照专利侵犯民事诉讼中“先行裁驳、另行起诉”的精神，撤销涉案行政处理决定。
最后，汤副庭长指出，企业名称、外观设计专利规则不一样。现有规范语境下可以另辟蹊径，即使用时未注册，改变注册式样，改变使用商品或服务的类别。
在程主任和汤副庭长的讲座结束后，参与本次讲座的老师也陆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各位教授对于问题的探讨与分析可谓是一场“头脑风暴”，同学们都从中汲取到了丰富的知识。本次持续近三个小时的讲座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完美落下帷幕，同学们都忍不住报以最热烈的掌声。让我们期待更多即将到来的精彩的学术讲座！
（供稿：王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