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5日我院于B201会议室召开讲座，主讲人是兰迪律所全球管委会主任、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东盟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刘逸星律师，主持人是我院张利民副教授，我院荣退教授杨海坤老师做特别点评。
本次讲座围绕着涉外律师展开，主要介绍了三方面：中国律师业的发展脉络分析、中国涉外律师成长路径的误区、国家大战略对涉外律师行业的影响。
讲座伊始，刘律师先从批判的角度讲述了现在我国涉外律师业的发展状况。就“引进来”和“走出去”而言，我国涉外律师行业过于注重外商的投资，而忽视中国的出海，也就是说 该行业人员多服务于外国公司到中国本土的法律接洽问题，但一般外国公司的投资一般是由国外的律师事务所服务，使得这方面中国律师的发展空间和可得利润缩减；再者，涉外律师业聚焦发达国家，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的确，就合作总量上看，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更多，但从发展趋势上看，我国更倾向于与发展中国家增加合作，这是国家的战略方向，目前也取得了成果，比之印度、印尼、缅甸等国家，这方面急缺涉外律师的注入；并且，涉外律师业更注重技术专业，而对交叉学科的掌握不足，正如刘律师所讲，涉外律师要成为一个懂法律的“副总裁”，只有这样才会对企业更加有利，也会使中国的涉外律师业快速成长；最后，刘律师讲我国涉外律师业过于被动，而不是主动掌握先机，因为中国企业想走出国门首先需要律师业先走出去，才能为企业在国外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支持，然而，我国实情并非如此，涉外律师业在这方面过于被动。
刘律师作为涉外律师，提纲挈领地指出了我国涉外律师成长路径中的一些阻碍。比如过于迷信西方法治而自我矮化，究其根源，这是国民缺少自信在涉外律师中的体现。因为，过于推崇西方的民主宪政，而使律师不假思索地认为西方的法治也是完美的，刘律师在此举了一例，许多企业管理人和律师认为英美的合同是如此的“漂亮”，因为它十分详尽，量足本厚，这是优点吗？刘律师认为这是律师行业沿袭下来的到现在的不足之处，并不符合现代社会高效率的特点，合同中不需要将每一个概念都界定的一清二楚，这无疑是先前判例法应用中习惯而留到当代社会的过时之物。以此推之，西方的法治并不完美，我们不能单纯地拷贝欧美。此外还有急功近利“提成制”的“公地悲剧”，以及行政方面的恣意管控使得该行业的发展空间有所限缩等问题。
随后，刘律师就“一带一路”对涉外律师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一带一路”是国家的一个长期的、工程浩大的战略，刘律师就此战略的影响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在此，笔者将不对此多做论述，重点讲“一带一路”之下，中国涉外律师行业的发展契机。在此战略下，我国将闲置的金融资产大量投向国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家投资的带领下，众多产业加入该战略，这便需要大量的法律团队，与一带一路相对应的法律团队，但是，现实情况是我国对此方面的涉外律师团队极少，不可否认，在中国主导下的“一带一路”，对中国涉外律师业来说，是非常好的一次契机，也是中国涉外律师业弯道超车在世界崭露头角的绝佳时机。
最后，刘律师与学生一起探讨了“合格律师的养成”、“加入刘律师团队的门槛”等一系列实务性问题，讲座在积极的举手提问中落幕。
（投稿人：李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