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讯|《东吴法界先贤传略》正式出版
时间: 2026-11-18  作者:   浏览次数: 10

1915—2026,东吴法学沐历一百一十一载峥嵘岁月。

“北朝阳,南东吴”,东吴大学法学院铸就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不朽传奇。东京审判的法庭上有他们据理力争的身影,七君子辩护席前有他们坚守正义的担当;从法学理论深耕,到涉外法治开拓,一代代东吴法律人怀揣家国理想,融通中西法理,在中国法治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为追忆先贤足迹,钩沉历史记忆,传承东吴法脉,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组织师生、热心校友与先贤后人,倾力编撰了《东吴法界先贤传略》一书。该书于2026年9月底在苏州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书中遴选50位东吴法界代表人物立传,分为四大板块:

东吴法学教育体系建构者,

深耕学术的法学宗师,

守护正义的法治先驱,

涉外法治与港澳事务领域翘楚。


本书目录


本书序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苏州大学法学学科的前身东吴大学法科也在2025 年迎来了创立110 周年的高光时刻。机缘巧合,我在这一年的年初被任命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院长。在当前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对于如何履行好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院长的岗位职责,我心中充满忐忑。其一,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的前身是一所曾经培养了数百位享誉海内外的法学精英与业界翘楚,并被誉为“华南第一流且最著名的法学院”。其二,东吴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师生、校友不仅以拥有辉煌的历史而自豪,而且希望今日之苏州大学法学学科和法学院能够继承东吴法学精神,恢复东吴法学的荣光。

个人也好,组织也罢,想要获得发展,首先要厘清自身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轨迹,然后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时间轴线中确定自己的发展阶段和历史定位,继而顺应时代潮流,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之路。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学院委托蔡晓荣教授组织学院师生及台湾东吴大学、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部分校友或其亲友,历时大半年,初步整理了东吴大学50 位法学先贤的生平事迹,共同编撰完成了《东吴法界先贤传略》这本书。

如今这本书已编写完成,编写组委托我代写序言。为了完成该项工作,我认真翻阅和校对了这部凝结着先贤智慧与风骨的书稿。在此过程中,每一位先贤的传略都像一扇打开的窗口,让我看到了法学学术和法律实践百年来的演变,看到了东吴法律人在时代浪潮中的家国情怀。阅览完毕,我对东吴大学法科的发展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和了解,对东吴法学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对续写东吴法学百年辉煌的方法和路径也有了新的认知。借此作序之机,与各位读者分享。

一、东吴大学法科取得的成就震古烁今

1915年9 月3 日,在上海昆山路146 号的一栋小白楼(时为东吴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教室)里,美籍律师查尔斯·兰金(Charles W. Rankin)以夜校的形式创办了东吴法律专科。1927 年春,东吴大学法科更名为“东吴大学法律学院”;1935 年,学校奉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将校名更改为“东吴大学法学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校部分师生内迁至重庆,部分留沪师生则以“中国比较法学院”名义继续办学;1945 年,战事结束,沪渝两地学校合并,学校恢复原名。为便于阅读,本书关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名称,1927 年前称“东吴大学法科”,1927 年及之后统称“东吴大学法学院”。

东吴法律专科初创之时,学生不足10人,却汇聚了一批兼具中西视野的法律专业人士。该学院教师以“培养一代能为中国新的、更好的法律制度做出贡献的人才”为己任,不仅开创了“中西合璧、比较法学”的办学特色,而且为国家的法治建设和世界的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尤其引以为豪的是,东吴法学人代表国家到日本东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在这场刻进国家记忆并奠定战后国际和平与法治秩序正义根基的“世纪审判”中,中国派出的17名代表中有10人来自东吴大学法学院,他们分别是向哲濬、倪征(日奥)、鄂森、桂裕、裘劭恒、方福枢、杨寿林、高文彬、刘继盛、郑鲁达。资料显示,这场历时两年零七个月的审判极为艰难,因为国人当时并没有非常细致的证据保存意识,而日军在投降前已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档案和文件。在极端有限的时间内和条件下,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奔走海内外,实地调查取证、挖掘日方档案,最终提交了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慰安妇等日军暴行的关键证据,为法庭最终认定日本侵略罪行、将28名甲级战犯绳之以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审判依据。

除了参加东京审判之外,东吴法学人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亦应被永远铭记。例如,1931年7月,将《共产党宣言》翻译为中文的陈望道先生因为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不得不离开复旦大学,但当时在上海办学的东吴大学法学院不畏国民党当局压力,依然延聘陈望道先生到学院任职。又如,1936 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7位爱国人士并进行审判。东吴大学法学院校友江一平、张志让、蔡六乘等律师从法律和事实两个层面为“七君子”辩护,营救了“七君子”。“七君子”当中,有4人成为新中国的部长,有2人是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还有1人是民主运动先驱。20 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香港回归进程,东吴大学法学院校友裘劭恒、查良镛、杨铁梁、黄毓麟、浦增元等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香港基本法》)起草、香港原有法律审查、香港普通法制度的本地化改革等诸多法律发展方面,亦发挥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20 世纪80 年代到90年代,国际法院的6位中国籍法官均出自东吴大学法学院。

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盛振为、卢峻、蔡晋、许之森、卢绳祖、徐开墅、俞伟奕、郭念祖、陈忠诚、周承文、高文彬等诸位东吴法学名宿,更是不问署名、不计报酬,积极参与《元照英美法词典》的审稿和编辑工作,为这部中国有史以来收录词条最多、规模最大(共计460万余字,收录5万余个词条)、填补中国法律辞书空白的英汉英美法词典的出版,做出了他们晚年重要的学术贡献。

二、东吴大学法科取得辉煌成就的缘由

纵览《东吴法界先贤传略》,东吴大学法科能够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取得辉煌的成就,与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密不可分。

其一,以报国兴邦的家国情怀坚守办学初心。自1915 年创立以来,东吴大学法科始终坚持“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校训,将法学教育与国家法治建设、民族复兴紧密结合,确保办学方向始终贴合时代需求,这是东吴大学法科扎根中国、行稳致远的根本前提。正如东吴大学法学院首任华人教务长盛振为先生所言:“良以法律教育之目的,不在培植专为个人求功利之普通人才,当为国家社会培植知行合一、品学兼优之法律人才。”本书收录的50 位先贤,便是东吴校训和东吴法学精神坐标最生动的践行者、最鲜明的代言人。他们中,有深耕学术、薪火相传的法学宗师,有躬身实践、守护正义的法律实践者,有胸怀家国、勇赴国难的时代先锋,还有放眼世界、融通中外的法治使者。他们没有将自己局限在个人名利得失之中,而是将自身的人生轨迹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其二,以融汇中西的国际视野培养实践性法律人才。作为中国第一所比较法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很早就通过教学内容优化,将中国法、英美法、大陆法三大法律体系融会贯通。在办学与教学模式上,早期借鉴美国顶尖法学院的入学标准,实行文理课程与法学课程融通教学;1923 年后,引进案例教学法,开设模拟法庭,轮流演示中、英、美三种法庭程序,让学生在实践中锤炼能力,摆脱条文式教学的束缚。同时,广泛采用英语教学,助力学生构建国际化知识体系,为其走向国际舞台奠定了基础。这一特色使东吴大学法科在民国时期成为与朝阳大学(1930 年,朝阳大学改称“私立朝阳学院”,后文统称其为“朝阳学院”)法科齐名的法学人才培养重地, 时有“北朝阳、南东吴”的美誉。

其三,以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筑牢人才队伍。翻阅这本《东吴法界先贤传略》可以看到,东吴大学法科的师资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一方面,邀请法律界名流担任兼职教授,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费信惇律师、美国在华法院地方检察官萨赉德、孙中山先生法律顾问林百克律师等;另一方面,积极引入本校杰出毕业生担任全职教师。如1922 年秋,东吴大学聘请了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法律博士陈霆锐,随后,又陆续聘请了同样留美获法律博士学位的何世桢、何世枚、吴经熊等人,形成了“教学相长、薪火相传”的良好生态。再如,1934 年方福枢转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深造时,吴经熊、盛振为、孙晓楼、董康、吴芷芳、查良鑑、曹杰、端木恺、姚启胤、丘汉平、卢峻、向哲濬、倪征等东吴大学法科优秀毕业生陆续回到母校任教。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教务长盛振为和1929 届毕业生费青等人的努力下,东吴大学法科又培养了1944 届的潘汉典、程筱鹤,1945 届的冯尔泰、高文彬,1946 届的王绍、王毓骅等一大批优秀法律人才。

其四,以高水准法学期刊积极探索法学学术前沿。1922年4月,由刘伯穆推动创办的《法学季刊》(《法学季刊》(TheChina Law Review),中英文合刊。自1931 年起,中英文分开刊行,中文版更名为《法学杂志》)首期出版,为中国法学界增添了一份极具价值的专业刊物。在创刊社论中,刘伯穆指出,该刊物创办的目的和宗旨为如下三个方面:“引进国外的法律原理,并将中国的法律介绍到国外;推进中外法律原理的比较研究;在中国广泛宣传和推广这些法律原理的知识,为中国法律的改革作准备。”《法学季刊》在创办伊始就表现出极高的学术水准。吴经熊评价其“逐渐地不仅在国内, 而且在国外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罗炳吉法官更在美国法律刊物上盛赞《法学季刊》“反映了本世纪初30 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法律的变化情况。在这里以英文的形式出现了大多数在即将到来的中国新时期里付之运用的法规......还刊登着对法律颇有见地的评论、关于法律问题的讨论以及有关法律史与哲学方面的论文”。

三、苏州大学法学学科继承东吴法学精神的路径

虽然东吴大学法科取得了震古烁今的巨大成就,但今日之苏州大学法学学科和法学院难以完全恢复东吴法学办学模式。原因有二:其一,东吴大学法科以教授英美法为底色,是时代的产物。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各领域法律的颁布和实施,英美法的研习和适用与我国法律职业资格的授予开始出现不兼容之状况,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基于这种情况,苏州大学若要在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全面恢复东吴时期英美法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是极为困难的。其二,东吴大学法科的辉煌成就是以小班教学和精英教育为前提的,然而当下的法学教育(特别是本科和硕士阶段)规模庞大、人数众多,难以延续这种精英化教育模式。

有人会问,如果脱离了英美法、比较法和精英教育,那么苏州大学法学学科和法学院继承发扬的“东吴法学精神”究竟是什么?又如何继承发扬“东吴法学精神”?在进一步阅览《东吴法界先贤传略》之后,我粗浅地认为,开展英美法和比较法的教学与研究只是表象,积极培养实践性法律人才和涉外法治人才,才是东吴法学教育的精髓。

首先,苏州大学法学学科可以且应当积极开展实践性法律人才培养工作。对于今天的苏州大学法学学科建设而言,虽然在法学教育的各阶段全面恢复开展英美法的教学困难重重,但是像东吴大学法学院那样定期开设“型式法庭”,培养学生的法治思维、辩论能力与法律文书写作能力,让学生在实践中体悟法理、锤炼法律专业素养,是可行的。另外,通过开放办学,积极引入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杰出毕业生担任学院的专职和兼职教师,对已经参加工作的律师、法官、检察官及其他司法实务人员进行英美法培训,从而提高在职人员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能力,亦是可行的。这也正是2025 年苏州大学在法学院外专门设立律师学院,并以此为平台系统开展实践性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根本原因。

其次,苏州大学法学学科可以且应当积极开展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每一代法律人都需要结合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来确定自身的发展目标。东吴大学法科1915 年成立时,辛亥革命落幕未久,封建帝制的余毒尚未肃清,西方列强的铁蹄仍在华夏大地肆虐,法治的种子在苦难的土壤中艰难萌发,因此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东吴大学法科师生而言,以法律为剑,外争主权、内争人权,是他们的使命。对于21世纪上半叶的苏州大学法学院师生而言,报国兴邦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精研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更要走出法学象牙塔,了解科技、产业、企业及法律行业发展的最新进展,从而成长为“懂法律、懂产业、懂科技、通实务”的复合型人才。也正因为如此,在2025 年,苏州大学法学学科结合苏州的区位优势,将“经济法治”作为自身的战略发展支点,以期将自身打造成为高度聚焦企业、产业和律师行业的大学学院。

最后,苏州大学法学学科可以且应当积极开展学术平台建设。2014年,为了恢复东吴大学法学院办刊传统,建设高水平学术交流和对话平台,在时任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院长胡玉鸿教授的带领下,苏州大学创办了《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这个专门刊物。经过10 余年的建设,该刊物设有“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保障”“经济公法”“法学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数据法治”“交叉法学与领域法学”“法治实践前沿”“域外译文”“经典判例”等栏目。该刊物不仅继承了东吴法学关注基础理论和法律实践的传统,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评为“法学最受欢迎期刊”,持续稳定入选法学类专业核心期刊目录。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将围绕学院所设定的“经济法治”发展战略,积极推进选题策划和组稿工作,为法学学术的发展和国家法治的建设搭建更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

四、对未来的期许

我们编纂这本《东吴法界先贤传略》,不是为了单纯的纪念,而是要让每一个已经故去的身影依旧鲜活,要让法学院每一个学子的内心都能听到历史的回响。钱穆先生有言,对国家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才能生出对国家的情怀。对于苏州大学法学学科的师生而言,道理同样如此。如果不明晓东吴法学的历史,不了解东吴法学先贤的事迹,情从何而来?志往何处去?

因此,当我们伫立在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的窗前,手捧这本图文相映、史料丰赡的《东吴法界先贤传略》时,希望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的学子们体悟到:这份荣光带来的不仅是骄傲和自豪,更是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的精神火炬。因为先贤们早已在时光的某个刻度里露出微笑。那微笑,也许就藏在《东吴法界先贤传略》字里行间的某处,照亮着我们共同前行的航程。

我相信,当我们遇到困惑和迷茫时,经常翻阅这本小册子,可以获得更多的灵感、信心和前行的动力。

是为序。

    程雪阳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院长

苏州大学律师学院院长

苏州大学苏州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

2026年5月


本书后记


1915 年 9 月 3 日,上海昆山路 20 号诞生了一所新的法律学校——中国比较法律学院(亦称“东吴大学法科”),此即东吴大学法学院之前身。寒暑易节,岁月倏忽,自1915 年创校至 1952 年因全国院系调整停止办学,短短三十七载,东吴法学教育缔造了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史上一个不朽传奇,为中国法学理论界、法学教育界、法律实务界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精英。时至今日,中国法学界仍在以各种不同的叙事追忆那段峥嵘过往。

2025 年恰逢东吴法学教育创办 110 周年,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东吴法界先贤传略》一书。该书旨在追寻先贤足迹,钩沉历史记忆,传承光大东吴法脉。东吴法界先贤群星璀璨,本书囿于篇幅与史料,先行择取 50 位代表性人物立传,余者俟来日赓续。

本书由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院长程雪阳教授主持策划,编写团队汇聚了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部分师生、热心校友及东吴先贤后人。其中,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蔡晓荣教授、栾兆星博士,苏州大学图书馆张敏博士、张若雅老师,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陆的、沈馨怡、邱新蕾、刘若曦、王学超、吴多多、海舒雅、卓琳琅、班浚鑫、张晨莹、柯美玲各负责部分传记的编写工作;王健法学院校友钱文女士、许建军律师也参与了传记的编写工作,钱文还在本书的构思和对外联络方面提供了不少帮助;东吴法界先贤后人王巽廉先生、向隆万先生、黄建雯女士等亦鼎力相助, 或亲撰文稿,或惠予资料,或审定终稿,令人感动。王健法学院陈旭老师逐一审校各传初稿, 付出良多。王健法学院党委书记朱春霞、副院长鲍小娟为本书的组织编写与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全书由蔡晓荣教授统稿,程雪阳教授最终审核定稿。在本书付梓之际,谨向所有参与本书策划、编写、审校,以及为本书的编写与出版给予支持的同人致以诚挚谢忱。

本书的史料搜寻殊为不易。因历时久远, 部分先贤史料散佚难征,须辗转寻访、多方考证。编写团队虽力求翔实准确、逐字核校、反复推敲,但囿于史料和学识,书中舛误恐难尽免。恳请广大读者、法学同人、各位校友及先贤后人不吝赐教,匡谬正误。

编写组谨识

2026 年 8 月